聚散有時

大理是我在雲南最喜愛的地方，下關雖然單調，但生活非常便利，古城無論吃喝玩樂還是文化氣息，待久了感到越有味道（原先我都不喜歡這兩個地方），城郊以外更有數之不盡的小鄉鎮、好風光，單單雙廊我就去過四次之多（有機會還是會再去的）。曾幾何時，我幻想過在這兒開間小店，落地生根，從此告別香港。可是人生總有定時，我決定提前離開這裡，告別關愛工作和好同事們。

選擇離開，並非早前與老外們鬧不快（雖然也不無關係），主要是想趁最後階段到別處再闖一闖。其實事出並不突然，頂多只能說是巧合。兩個月前我連續失眠好幾個晚上，起因睡前得知母校（中文大學）正在聘人，自問適合和勝任那工作，故此不禁在床思考應否應聘以及前路的種種問題，想多了結果就睡不著。畢竟旅程已過了快兩年，錢也用得七七八八，是時候為未來作點打算。我應按原定計劃在暑假後回港嗎？還是再逗留一年，試試別的義工服務？假如回港的話又應從事甚麼工作？抑或索性應聘母校的教席？……

想到最後，我生了一個新念頭：自己辦項目。有這想法，一為不想回港後浪費這兩年的經驗和人脈，二為這兩年來對大機構或老港老外（見〈老外〉、〈老港〉兩文）都越見失望，三為想到與其繼續做義工，倒不如回港賺錢支持有心的本地人辦個小項目。事成的話可謂一舉兩得，既可更有效幫助有需要的人，因為工作始終要由本地人做才有成效，又可讓有心人不用受老外老港的氣，生活亦無後顧之憂，因為我早已看不過那些所謂「慈善」機構給本地員工的工資（還有他們的心態），往往低得不能接受（最誇張的有大學畢業生月薪才千二，比做侍應還不如），如此「慈善」該稱「痴線」才對！有這念頭之後更令我無法入睡，不斷思考可開個甚麼項目？哪裡找合適人選？如何拼足夠資金？怎樣監管運作？……

既已選擇回港，我馬上作了兩個決定――申請母校的教席和在最後數月再去其他地方做義工。對於第一個決定，說來認真慚愧，三十二年來我雖從事過好幾份工作，但就是從未試過求職；個人履歷雖是常備，但寫求職信和面試甚麼的都全無經驗。幾十歲人首次求職，說來夠有丟臉，內心亦不無忐忑，昔日敢以「是工作找我，不是我找工作」為榮，現在才知道求職需要莫大勇氣（和運氣）。至於第二個決定，由於距離暑假還有數個月，我好想在回家前多了解幾個國內的項目，參考一下人家的事工模式。所以早前我便不停聯絡各方好友，希望安排多到幾個項目工作或探訪。這次的想法與過去有點不同，一來服務每個項目的時間會較短，大概一兩個月左右，務求盡量多參與和了解多幾個項目，二來主要目的是學習多於服務，期望透過參與得以掌握運作的方法，並廣結人脈希望有助日後開辦項目（不過話說回來，其實我已開了一個小小的項目，就是早前提過的十字繡製作【見〈十字繡〉一文】，現時已多找了幾位感染者一同參與）。

雖說「天下無不散之延席」，但無論在昆明還是在大理，告別總是令人不捨，亦總離不開散伙飯、散伙酒。我先後一一與阿俊、瘦虎、肥龍、小菁、顧姨、成姨告別，最後當然少不了我的好同事們。合作愉快或融洽相處都不足以形容我們這半年多的相處，我們每天一起買菜、下廚，假期互相拜訪、一同逛街；每遇困難，我們同舟共濟、合力承擔，病友離世，齊齊默言落淚、互相扶持。

不過，我知道我們不久又會再見面（六月要回大理一趟，資助大學生項目的畢業活動），所以也沒有太多傷感。工作方面，我自問對中心和病友已盡上最大努力，敢說無悔無憾。但情感方面，我還是覺得有所虧欠，有許多承諾並未兌現，例如未傳授大家怎樣煲老火湯（只在幾次週日煲給大家週一上班時喝）、未能一起完成給小朋友的lego，也可能無法一起陪江姐完成遊香格里拉的心願。這些承諾在旁人眼中可能份屬小事，但我好想對同事們說，這一切我都記賬在心，從未忘記。假如某天我們再次重逢，我好希望能為你們做點甚麼，以彌補這些沒有兌現的承諾。

聚散有時，感謝你們的酸菜魚、黃燜雞，還有乾菌和梅子。我愛你們，我愛大理。

兩件小事

阿哲，另一「關（懷）愛（滋病）」機構的員工，本身也是名感染者，在那邊工作已好幾年，經驗豐富，人又熱誠。阿哲女友小哲也是感染者，二人相戀多年，住在阿哲上班的地方附近。小哲多年來都沒有工作，生活開支全靠阿哲的收入，我和他倆不算很熟，但覺得他們過得挺滿足愉快的。

可惜好景不常，阿哲和新來的上司不咬弦，聽說對方想設法把阿哲迫走，然後改聘另一相熟的感染者。阿哲有服務病友的心，但現實卻無法令他如願，只好無奈夾被迫選擇離開。世事往往這麼殘醋，有錢人會鬥有錢人，但不等於弱勢社群不鬥弱勢社群（窮人、病人、小數族裔、邊綠人士、男人女人等等亦然）。

阿哲的身體狀況理想，大可從事其他行業，但他就是想繼續「關愛」工作，為同路人多做點事情，所以情願減少大截工資，轉投另一「關愛」項目任職。人工少了，生活自要有所調整，月前阿哲和小哲就搬到另一較細的單位租住。長遠來說，小哲可能要出來打工或找些外快幫補家用。有言道：「天助助人者」，但願他們的生活不至太困難，更祝他們日後相親相愛、生活愉快，阿哲繼續在工作中助人助己。

麗姐長了子宮瘤，急需動手術切除。本來只是小手術，但礙於感染者身分，問題就變得複雜。麗姐十分猶疑是否應向醫生表明身分。隱瞞的話，一來畢竟是動手術，即使感染他人的機會不高，但總會有風險和責任，二來入院後才被發現的話，非但手術做不成、費用討不回，更怕事情弄大令身分曝光。相反坦誠相告的話，據我們的經驗，院方肯定會用各種理由將你拒諸門外，例如把你轉介別處，又或者改口說不用做手術。

在內地，尤其是小市鎮，假如你得了這個病，若非病情危急又或者有錢有背景，否則大部分醫院都不會接收你（「小部分」有多少就不敢說了）。感染者有時要用上各種非常手段，例如找個中介醫生（但不可告知真相），又或者索性撒謊或撒賴，總之務求先入院，後發爛（動手術前才「出櫃」）。說發爛其實一點不誇張，在內地有時就是要這樣，正所謂要聲大兼夾惡，否則哪有人會理你，被拒治療甚至趕你出院也有之。不過這樣做就要有身分曝光的心理準備，有時更需要他人的協助，小至親朋或病人組織，大至驚動媒體甚或法律學者也不奇（按法理院方是不能因此拒絕接收病人的）。

說回麗姐的情況，她現在還有另一選擇，就是前往昆明一間願意接收愛滋病人的醫院治療。昆明始終是大城市，醫療系統比大理稍佳，不過這又要面對另外兩個問題。首要的考慮當然是錢，先不用說疹金和住院費，單單交通食宿就起碼要多花上千了。此外路途遙遠又無人照顧，對一個動完手術的病人來說肯定大有問題，萬一出了甚麼亂子就更麻煩了。

這樣不行，那樣又不行，一時之間麗姐亦拿不定主意。誰說歧視只是一種眼光或偏見（「視」？），病友們的故事就足以告訴全世界，是權利的逮奪、生活的剝削、有形的壓迫，是具體而又實在的壞東西。

本來只是兩件小事，但都因主角的身分變得矛盾和複雜。到底是世事本來這樣，定還是人將之弄成這樣？雞與雞蛋的問題，不好說，也說不清。

回家

早前回鄉，適逢豬狼大戰（特首選舉），世道還真是殘忍的，豺狼恨恨吃掉笨豬，但更殘忍的還是對於沒有投票權的我們，一如被迫選擇吃「屎味的糖」還是「糖味的屎」！

是次返港，一為見工（已獲取錄，八月上班，意味此行已到尾聲），二為拿錢（人民幣快將用完，只餘下數百元，連買機票都不夠），三為洽談新書出版細節（本網誌的流浪兒童部分將於七月面世，書名還是未改好，大家快給點意見），當然更少不得和好友相聚，吃喝玩樂過夠，皆因這兒的生活和飲食都單調得要命。

這兩年每次回家，心裡都不免帶點雀躍，家人、朋友、美食、廣東話，但凡在外求不得的都有機會滿足一番。只不過我又發現每次回港期間都有一種奇怪的感覺，且一次比一次強烈，我不知道該怎樣形容之，是一種既熟悉又陌生、既親近又疏離；不是不滿，但更不是喜歡，總之就是難以自處，說也說不清楚。

有朋友認為：「是你離開太耐，習慣了內地生活，所以一時未能適應香港的環境和節奏。」好像是，又好像不都是。雖說我現時身處小鎮，環境和節奏肯定和香港不同，加上我的確好習慣內地生活，連回港時說話也不自覺用上好些內地字眼（如下線【offline】、單位【部門】、領導【上司】、給力【好掂】），甚至一開口就是普通話。但是，我從出世以來就一直住在旺角，早已習慣人山人海，加上我本來就性急，節奏太慢才會不習慣呢！

又有朋友說：「是香港這兩年變得太多太快，只要你回來一段日子便能跟得上。」好像是，但又不全是。舉兩個有趣的例子，這兩年來香港不但周圍都是iphone，現時就連不用智能手機也好像罪過似的。某天和友人下午茶，我一坐下後就把手機放在桌上，誰知她笑說一句：「快d收埋你部stupid phone啦！」又有次和大班朋友聚舊，前一晚我打電話給其中一人確定時間地點，誰知他說：「早約好啦，你唔知咩？係喎，你無what’s app！」我認我在手機或某些方面沒有任何追求，甚至常常比人落後，但這不等於我和（香港）社會脫節或適應不了。我每天都「睇蘋果（日報）」，甚至娛樂副刊都從不放過；我對政治民生議題，以至美食、動漫、電影、相機等最新資訊，也肯定比大部分港人熟悉。但為何我回家反而感到難以自處？答案連我自己也不知道。

我猜，人離家久了，或多或少自有類似感覺，好像那些海外升學或移民回流的朋友一樣。相信他朝只要花點時間，問題自會迎刃而解。話雖是如此，但我這兩年即使處身內地，也深深感到香港在好些方面的確變了，而且變得很不一樣。舊區重建、商場湧現、房價飆升等表面東西自不用多說。問題是太多既有的價值和底線正被搖動、衝擊，甚至摧毀，太多民革式極端炒作和唯我獨尊的言行，還有更多不求甚解、但求安逸、小題大作、自私自利、貧污腐敗、唯唯諾諾……這個城市，還是我熟悉和可愛的家鄉嗎？

我討厭人自命清高，更討厭自己會不自覺這樣，只是我也需要對自己坦白。兩年前，我有想過自己和家鄉都會有點轉變，但沒想過會變成這樣。是我變多了，抑或家鄉變多了？還是人人都變多了？原先以為這種不能自處會隨著友人相聚而自動消失，但結果沒有如我所料。我發現，原來我在變的同時，友人們也在不知不覺間變了。大家的生活差距越遠，各人的關心也不再相同。話題不再，無路可訴。我開始擔心這兩年最大的代價不是時間或金錢，而是我的朋友，我的家鄉。也開始明白，為何有些人出走之後便無法回頭，一如流浪兒童，離家後就不願回家。

是我太敏感，還是我想多了？天曉得。但我至少希望未來我仍繼續敏感，能繼續多想，切勿變得冷漠、抽離，或變了隻慢慢被煮熟的青蛙。我想，或許有天我會再次出走，到時候會不會回家就真不知道了。

特別多謝老陳請我看達明一派演唱會，想不到二十多年前的歌曲今日仍然適用，達明粉絲自會明白我在說甚麼，這是可喜還是可悲？我選後者……

農家樂

在昆明期間正值五一假期，我和小趙一家到了他爸老友開的農家樂玩半天。農家樂是本地人間中在週末或假期自駕郊遊的地方，通常供人釣魚、打牌、吃農家酒菜，吃喝帶玩一般才三兩十元，價錢化算，環境優美，是五三良朋和一家大小的好去處。

趙爸老友的農家樂在一個叫沙朗的地方，離昆明有好幾十公里遠，莫講我從沒去過，就連聽也未曾聽過。趙爸說那邊有個又大又美的湖泊，所以即使現時雲南這麼乾旱，湖水也能勉強供應當地人食用，只是對於遠離湖泊的居民就比較艱難了，因為湖水並非自來水，要用的話唯有親自背擔挑或水桶到湖邊打水去。

（好美的風環，可是湖水因乾旱已乾了大半，原來的比現在大一倍有多）

到步後，我們把買來的海鮮放在廚房（趙爸要親自下廚煮旁蟹和蜆，其他肉菜則由農家樂提供），然後就到院子裡乘涼和打牌。這邊所說的打牌，一般是指玩樸克，玩法五花百門，最常見的是「鬥地主」，我們當日玩的則是「雙扣」。只是「雙扣」的玩法太複雜，一時之間我也學不來（其實是不太感興趣），所以陪他們坐了一會兒便獨個到湖邊走走。

湖泊雖美，卻沒有想像中的大，而且湖邊四周的土地全部乾得呈現龜裂狀態。以前只在媒體或相片中看到的情境，想不到如今歷歷在目。據當地人說，龜裂的位置原先是湖泊的底部，由於雲南連續三年大旱，現時湖的面績已比原先細了一大半。在香港，潮退時露出的底床就見得多，但因乾旱而造成的則從未見過。

（龜裂的湖床......）

自從早前一場大雨以來（見〈天降甘霖〉一文），雲南地區就再也沒有下過雨了。由於旱情持續嚴峻，農作物相繼枯死，農民損失慘重，生計大受打擊。好些志願組織已進發山區，幫助居民掘井、打地下水，只是未知成效如何。現時市區雖未致於大受影響，但人們也有意識地進行各種節約，減少洗澡和嬉戲用水自不在話下，就連餐館、咖啡店的廁所也相繼停用。而我亦選擇隔個三兩天才洗澡、換衣服。

入夜後，我們嘗過趙爸的廚藝，又把酒談歡大半天，一心以為快將離開，結果他們又要再打牌，且一打就兩個小時，直到夜深才捨得開車回昆明。整天令我最難忘的，當然不是「雙扣」和海鮮，而是那片令人心寒的龜裂地土。假如旱情持續的話，真怕未來會連整個湖也消失掉，情況實在叫人擔心。

為甚麼要寫農家樂？因為寫本文時人已告別大理的中心，去了一直想去的農村，作最後的衝刺和自我挑戰（作賤？）。到步幾天，生活習慣和起居飲食終於嘗到真正的挑戰，這兒不能上網（只可在週末到二十多公里外的縣城找網吧，所以日後都會在週末才更新網址，而且每次可能多於一篇）、早睡早起（十時半睡覺，六時起床，這是我嗎？）、集體生活（比兒童中心時更密集）、自給自足（親自動手種菜，現在腰酸背痛、手指頭更長滿水泡，連打字也會痛）、三餐重覆吃相同的食物（而且要在十分鐘內吃完）、除書本以外就只有藍天白雲（非但沒有街道，連一瓶水也買不到）……到底這兒是甚麼地方？待我寫完早前的兩三事後便自有分曉。

我的心肝

但凡回港都必路經昆明，所以我自不然會抽三幾天稍作停留，一來見見我的豬朋狗友，二來探探兒童中心的好同事和心肝們。

自去年一別，我們已許久沒有見面。人事變遷是中心常態，小白去年年底離職，小王和梅師也分別在年頭走了。至於中心另一常態――同事結婚和生小孩，李志（生了一女）和小龍（生了一子）才生了沒多久，接著就快輪到小蔣，阿菁和小纓則正忙於辦婚事，真不得不再說中心是個福地（見〈囍宴〉一文）。

說人事變遷和結婚生子是中心常態，那孩子們的反覆更稱得上是。小冬快要考高中，但情況不太樂觀；小毛、小貴和代祿的學業有下滑跡象（他們之前重讀，所以未有太大難度，現在才是考驗的開始），不過表現尚算穩定。最搞笑是為要幫代祿報考中學，因此聯絡了他媽媽拿取戶口本（戶籍證明），結果發現代祿的真名原來是代綠綠（普通話「祿」和「綠」的發音是不一樣的）！最開心是見到曉燕開始學說話，雖然發音很一般（對著我把「拜拜」變成了「爸爸」），但也算是一大快慰。

陸路真夠傳奇！之前交待過我們不讓他到兒童村，只對他提供日間服務。後來不知道是他走運還是不幸，不久就被救助站的人強行帶走了。雖然失去自由，但站方和中心溝通過後，認為陸路已流浪多年，根本無法找出其身世及家人，提議視他為孤兒或失縱人口處理，並馬上替他補辦昆明戶口（救助站是政府單位，所以有這種權力，我們則沒有）。同事們衡量過利害之後，都希望陸路留在救助站（雖然明知他一定會挨打和受不了毫無自由），只是沒想到這小鬼竟有本事從高度設防的救助站中偷跑完一次又一次。

聽同事們說，陸路第一次偷跑是強行踩在另一個年紀較大的小孩的背上，然後翻過石牆跑到街上。之後他來到中心求救，希望我們收留他，可是站方的人當日就來抓他回去。陸路當日大哭大嚷，不肯回去，更怒罵同事見死不救和出賣他。據說場面令人好生不忍，幾位同事都忍不住落淚。後來站方的確幫陸路辦了戶口，可是小孩根本不懂得這有何重要，過不了多久又再偷走出來（簡直是《逃》的真人兼兒童版！）。早前有同事在街上見過陸路，也和他談過幾句，可他就是再也不願回來中心，不知道是怕再被捉抑或痛恨我們。小小年紀不解我們好意，陸路如此，寶寶亦然……

寶寶自從回來之後（見〈回來了！都回來了！！〉一文），表現持續大有改善，非但得到同事們的稱許，連家舍阿姨和學校老師亦對他讚賞有加（寶寶已上學和入住家舍大半年了），可惜我一直最不願見到的事終於發生了。月前賤父突然來中心大鬧一場，說我們私藏寶寶，又堅持無論如何要接孩子回家。可憐寶寶自然又慌又哭。幾經同事游說，賤父終於答應讓寶寶繼續上學和住在家舍，並與中心簽了協定和安排進行家訪。只是家訪來不及做，寶寶就已經跑掉。日前有同事在街上見過寶寶，原來他和幾個「老油條」混在一起，終日流連網吧，無所事事。然而不論同事對他說些甚麼，他就是不再信任我們，堅決不再上學和回家舍。

孩子們的故事，再三重覆，永無休止，有如尼采（Nietzsche）所言的「永劫回歸」（eternal return）。不知是因為與中心告別了，還是這兩年已見得太多，心痛和不憤的感覺雖然猶在，但經已遠不如往昔強烈。現在要我再大寫特寫陸路的傳奇、寶寶賤父的不是，或者我還能夠寫得來的，但和舊年相比，至少內心已變得冷靜和抽離。既是「永劫」，自然也有「回歸」；我的心肝有跑掉的，也有回來的，之前最放不下的豬肝（小豬）就終於回來了。

小豬回來當日，阿菁第一時間通知我，並將電話遞給這個小鬼。「你不要阿康老師了嗎？」我劈頭的第一句話；「沒有啦，要的要的！」小豬說。在話筒中我再次聽到這把惹人憐愛的聲音，腦海更浮現出他在吐舌、扮可愛，和既開心又慚愧的樣子。跑了大半年，猜想他在外邊也吃了不少苦頭。我沒有問他太多相關的事情，一來同事早已告訴我，二來也不想他重提痛處（逃離控制他的人之後，小豬曾經自發回家一趟，可惜家人還是愛理不理的，結果又再離家出走，最終在街上被同事找著）。我只問他「有沒有想我？」、「在中心開不開心？」，還有「要不要等我回來請你吃葡萄乾？」（見〈小風波〉一文）

老實說，遇著時間的流逝，我對孩子們的故事早已不如當日般感覺強烈。但話雖如此，我知道自己和他們的情感結連，其實早已分不開了。不論是小毛、小冬、小貴、代祿、陸路、寶寶、小豬，還是生林、小杰、小琴、曉燕、長久、小紅、飛飛，甚至（令人討厭的）壽林、大咀、小石、俊邑、周華……雖然我們已沒見一段日子，以後再見的機會也相信不多，甚至有天你們會忘記阿康老師是誰，而我則對你們的故事變得更冷靜，更抽離，但請相信我，我至少不會忘記你們，仍會繼續祝福你們，不斷更新你們的故事，並等候著你們的回來，你們的成長。

因為，你們都是，我的心肝。

老港

前文談過老外後，總覺有點意猶未盡，所以今回要談談內地港人，也談談自己，否則既對老外不公，也對老港和自己過分抬舉。

首先我要補充一點，且要老老實實交代，經過這兩年與好些老外和老港打交道後，我不但對他們失望透頂，也得承認自己對他們有點成見，甚至心底不無怨恨。可是我並非要借網上平台作甚麼指控或抹黑，正如我再三強調，他們都是好人，只是好人有時所作的並不一定對，反過來對的事（right thing）也不一定等於好的事（good thing）。常言道：「好心做壞事」就有此意。

凡人皆有限制和盲點，你我亦然。有時我不想太過苛刻，但或許是我期望太高，對人對事又過分上心，結果庸人自擾，反傷己身。不過話說回來，既然人人都有限制和盲點，那我選擇的往往是站在弱勢一方，正如村上春樹所說的「雞蛋與牆」。我們這些來自富裕社會的人，對「雞蛋」一方來說本來就有一種不公平的優勢，所以我總會對後者多點寬容，多點體諒。好像朋友之間常常談到外地家庸的種種不是，我雖理解，也感同情，但要我選擇的話，我仍會站在外庸一方。

內地老港其實和老外一樣可分為三大類（見〈老外〉一文），也同樣有著好些共通的盲點和毛病，可是老港比起老外有時更不受本地人歡迎。我和很多本地人談過，原因大致不離這些：港人老闆或上司，特別是工商界別的，有的懷著鴻圖壯志來開拓新市場，有的是在不情願之下被派駐內地。他們視內地為有待開發的金礦、向上爬的階梯、職場的中途站或失敗後的第二戰場，他們從來沒有認真了解這兒的人們和文化。不過正如上文談老外一樣，我仍相信內地港人不全都是這樣的，可惜這種港人只是少數中的少數。

我有不少內地朋友曾在老港手下工作，他們無不恨透老港的自以為是和歧視剝削。即使是在NGO的界別裡，由於工作態度和價值觀的不一，老港不時會以高高在上的態度對待員工，又或者視他們為可置換（replaceable）的工具。加上本地工資一般才千多二千元，是老港的十分之一也不到，當老港要求本地員工有和自己一樣的工作態度和付出，卻又不見得比本地員工更有能力和辦法時，試問本地人又怎會不感到不爽？

此外，內地人對港人也有一種意識形態的矛盾。吾等老港，常常高舉家鄉的自由、法治、廉潔，還有每年的六四、七一。身為老港和遊行常客，我不單堅信這些價值是不能取替的，更常常為此感到自豪，然而問題就出於這裡。記得有次和一位曾在香港居住幾年的內地友人談起這話題，他坦言相告自己的無奈和氣憤。一方面他和（部分）港人一樣，對這些價值有無限憧憬和渴求，另方面卻對某些港人常常站在道德高地，批判內地種種不是而感不快。這點我是能夠理解的，正如我不想被人誤會自覺做義工有多偉大、自己能與本地人打成一片有多了不起。套用我這位朋友說過的一句香港諺語：「有頭髮邊個想做癞痢？」。當然，我和他都不會過分抬舉或小看內地或香港人，正如我們深知兩地都有窮人富人，彼此各有種種不是，有著太多只求個人利益、漠視他人受苦的害蟲，又同樣厭惡有些內地人抱一種「我不好過你也別獨活」的那罎髒醋。

老實說，我能置身事外，且為本地人所接納，並非我人特好或有甚麼過人之處，關鍵只是我和他們毫無利益衝突（不領工資又不是領導），食住方面又與他們無異（只是間中喝喝咖啡、去去香港）。然而我要坦白承認（懺悔？），老港和老外的自我感覺良好，又或者自我優越感非但十分平常，有時也會在自己身上出現。特別當你看到這邊很多無理和荒謬的事情，小至環境衛生和待人接物，大至倫理責任和社會規範，你總會有千百個看不過眼，同時覺得自己和他們有別。要避免這種老外或老港心態，你得要不時警惕和反覆自省，否則是無法免除這種原罪和誘惑（見〈老外〉一文）。

來了雲南快兩年，義工旅程也接近尾聲（已決定暑假後回港工作），回想自己也曾犯過不少類似的錯。比如在〈雲南大旱〉中就提到自己的無知（說了句「沒有平價野菌吃」，見〈雲南大旱〉一文。提外話，自從上次下過大雨以來，這邊接連兩個月也沒下過雨了），之後內心真有點歉疚自責。有些情況又更為複雜，例如我不時提到自己對美食和咖啡的渴求，然而為求與本地人看齊，我在這兒會盡量壓止之，不過有時再深想一層，這樣做豈不是另一種自視過高？豈不也預設了我和他們的差別？日前和香港友人說起，做個凡事上心自覺的人實在好難，回到文初談到站在「雞蛋」一方，我還要再補充一點：對優勢和既得利益一方，我從來都是比較批判和苛刻的。這是我要談老外、談老港和談自己的原由。

老外

內地叫外國人做「老外」，雖然總比叫「鬼佬」好，但始終說不上尊重。不過反過來，撇除這些門面問題之外，到底那些外國人又是否真正尊重中國人和中國文化？

這兩年以來，我在內地認識了好些深感敬佩的外國人，他們很多都是分文不收的志願者，致力扶貧、醫療、教育等慈善工作。面對語言及文化差異，他們會努力學習和尊重，所以深得本地人認同，甚至彼此打成一片。對於這些外國人，我衷心致以萬分敬意，但可惜的是，他們只是少數中的少數。

據我觀察，在中國的外國人大致可歸納為三大類，第一類是來打工或做生意的，第二類是來讀書或旅遊的，第三類是志願者及其家屬。對於第一類人，我沒有甚麼喜歡不喜歡，因為無論是為了賺大錢還是只為悠閒過活（如開咖啡店），他們的行動是清清楚楚的，明買明賣，甚至吊詭的是，他們有時比另外兩類外國人更尊重本地人和本地文化。

第二類人佔三者中的大多數，其中有不少是令人生厭的。這裡要先補充一句，我的確遇過不少尊重和有禮的外國人，他們來中國是出於真心對這地方的好奇或欣賞。他們較能夠適應文化差異，又勇於嘗試新事物，所以較為尊重本地人和文化，可惜只是第二類中的少數。主流的是為要滿足大學要求，自願或被迫來這兒學習和體驗（海外不少大學都有類似的課業要求），或者自認為去「遠東」或「發展中」國家旅遊很酷，又或者僅僅為「泡國妞」和抽大麻（這在大理簡直常見不過）。一句話，這些人極為無知、討厭和嘔心。舉例說，可能因為我來自香港，能操流利英語，所以這種老外常常不把我當中國人看待，試過不只一次對我說：“Chinese food are so disgusting”（中國菜好嘔心）, “Chinese people are so crazy”（中國人勁痴線）, “Chinese girls are so cute”（中國妹好索）……面對這些老外，我既不生氣也不失望，有的只是不屑和後會無期，所以也不用多談。

我真正想說的其實是第三類外國人，他們都是好人，是值得被尊重，被表揚。可是通常我和他們都不太合得來，相處久了甚至有些反感。這從何說起好呢？我試舉三點來說明之。但我得先說，這類人並不是神棍或騙子，比如那些借行善之名騙財騙色的敗類（事實上NGO或慈善團體中確實有這些人渣）。所以我得再次強調，他們真的是個好人，不過問題也正正是出於此。

第一，他們是好人，這意味著他們通常都是循規蹈舉、行為正直，甚至有頭有面、事業有成的人。他們放下了身段和工作，有的更是專業人士，特別是醫護和教師；他們身家清白，人品正直，甚至連出身、成長和工作都是社會中上層，所以來到這兒就出現一些問題。例如早前我在〈雲南大旱〉一文中就提到，他們因為經濟條件和生活習慣而選擇較好的居住環境，所以感受不到旱情的嚴峻。這本來無可口非，更不是甚麼罪過，但卻不幸變得不知世情或不知人間疾苦。又例如我們的工作經常會碰到一些道德爭扎，他們有時會因為有太多包袱而未能真正體會當事人的處境，結果小事化大或好心做壞事。早前一位本地同事就因安撫一名感染者而說了個小小的藉口（嚴格來說不是謊言），但老外領導就以言大義教訓了他一頓。

第二，談到領導問題就不得不說，由於絕大部分NGO和慈善團體的資金都是來自海外，所以組織的上級基本上清一色是外國人。這並不單是信任與否的問題，更牽涉到溝通、合作和尊重等問題。身為香港人，我們當然了解國人有時在操守方面，尤其和金錢有關的事上常有誠信毛病，這是不爭的事實。然而在我們的工作上，基於外國人的身分敏感，即使他們能操流利普通話，但他們都只能負責日常督導、管理和行政，前線工作可謂沾不上邊。正所謂紙上談兵，這會出現甚麼問題、同事之間會有怎樣的衝突，相信不難猜想而知。

第三，我再重覆一次，他們都是好人，但他們往往帶著某種救世情懷來到這兒，不自覺地將自己視為救助者，人家則為被救者。這心態導致他們無形中看不起或不尊重中國人和中國社會（說句公道話，國人和國家有時的確既丟臉又幫不下），形成一種自以為事、自大和自我感覺良好。例如有次我和兩個老外因為一個不同的觀點起了爭論，二人竟然說我不是中國人（我從不否認自己是中國人），不如他們了解當地人和中國文化（但他們用英文和我吵架），理由是我「來」中國的日子比他們短（他們來了中國二十幾年，我則做了中國人三十幾年）！換作你是我，你會有甚麼感想？情況有如一個男人告訴一個女人她不知女人為何物，理由是他「閱女無數」！自大至此，惹人甚氣。

這不但是最令我反感的一點，同時也為我帶來好些反思。正如我再三強調，他們是好人，然而正因這樣，他們得到的全都是讚美和掌聲。久而久之，他們不再聽到質疑或批評的聲音，有的只是越來越多盲點、自我感覺良好，甚至變得自大和自義。這是多麼可惜，多麼失望。說到這裡可能有人會問，這些問題是否只出現在外國人身上？答案當然不是，所以其實我更想說的是，在我們這個圈子裡，不論是日本人、新加坡人、台灣人，還有，特別是香港人，其實也充斥著同樣的問題。他 / 我們都是這類「好人」、領導，經濟條件、成長背景、處事態度以及各種生活習慣皆和當地人有不少差異。我不知道是否可稱之為原罪或誘惑，然而類似問題就確實經常發生在他 / 我們身上。

既談老外，也談港人，更談自己。坦白說，這兩年間我在不同場合都聽到許多讚美言辭，我不肯定每個說話之人都是出於真心，但卻肯定讚美之言總是令人受落，尤其一次又一次的讚美。我怕自己會變成一個充滿這些盲點的人，更怕自己會變成同樣自我感覺良好的人。容我再說一次，我不是要否定這些外國人的付出和偉大，他們都是大好人，而且好些確實不屬我所批評的這一類，是真正值得你我所尊敬的。同時間我亦不斷反覆提醒自己，勿因這些美名和讚譽而犯上同樣錯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