跋

回港以後，很多人問過我同一條問題：「日後還會再走嗎？」這問題，無論你去年還是現在問我，我還是答不到你。去年在前作的〈跋〉中提到，回來後對香港感到無所適從，陌生、抽離、無助、反感，這些感覺以為好快會隨著時日而消失，結果一年過後，我不能說沒有好轉，但好多仍藏在我心底裡面，時時隱隱作痛。

過去一年，我回了雲南兩次，每次到步竟然都有一種回家的感覺，那份自在和歸屬感，或許揭穿了我原來還未完全投入香港的生活。事實上，我家住旺角，在大學站上班，那些大氣候、大環境的問題，我當然不會毫無感覺。對於中港矛盾、水貨客、自由行的困擾，我自問比不少香港人有更深體會。

我不是要談甚麼意識形態或者政治的問題──雖然那些好辯的人又會告訴你，一切都是意識形態和政治的問題──，但我始終覺得把一切問題歸究大氣候、大環境是無助解決問題的。試問有誰不知道國內有好多人仍活在苦難之中？有誰不知道現實世界有好多無奈與困難無法一一解決？問題是我們應該用怎樣的態度去面對和回應。

在香港，我們日日都聽到好些對國內的指指點點，人人都覺得自己好了解中國，但有誰去真正關心那些害人的制度和受傷害的人們？回港後越見中港矛盾加劇，有時我心裡好生難受。對於在兩地都生活過的我，經常會令自己陷於兩邊不討好的局面，間中講兩句持平的說話也會引來一些批評，甚至被人覺得我已經被「赤化」，但實情我好想反問，活在相對自由和安逸的社會裡，我們的愛心、原則、道德和價值觀都跑到那兒呢？老實說，從雲南回港後，我的心態和生活也起了好些變化，我也不知道這些變化是好還是壞，但肯定的是我看世界的角度已變得有點不一樣。

日前遇見一件事，令我意外地發現自己原來對某些事情多了一種敏感度。話說某個晚上我和友人行經旺角，起初不知何故，我總覺前方一名女子有點不對勁，後來看見有一輪汽車駛過，車中人從車窗伸出手來，把一小包東西遞給該名女子，然後就馬上開車離去。以前這種事情就算天天在我面前發生，相信我也不會在意，更何況是事先察覺得到。我對友人說該女子拿到了毒品，起初他還不以為言，以為我在說笑，後來看見她走進一條陰暗和通往色情場所的小巷，友人才不得不相信我的直覺。

每個人看世界都會受他自身的經驗所影響，可能你會對這事敏感點，他又會對某事情有另一種看法，但不同的觀感和理解背後總有一點原由，而且是其他人未必感受得到的。正如愛滋病人大多數沒有甚麼表徵可言，但當你和他們打了一年交道之後，你漸漸會和我一樣可以猜出個大概，連帶誰是吸毒者誰人不是，甚至他的身體狀況也能嗅出。

兩年之後，我總是被不同的世界觀拉扯著，這感覺非但一點也不好受，有時甚至想過再次一走了之便算。只是每個人也受著各種限制和束縛，不是你想怎樣便能怎樣，正如我現在也要乖乖上班，和大部分香港人一樣等著月底出糧。到底怎樣的生活才算正常？有時連自己也回答不來。

兩年過後，我的世界不再一樣。不過身為教育工作者，我仍然鼓勵我的學生擴闊自己的世界，感受不一樣的生命，這點是我一直都沒有變過的。活在香港這個城市，我們有太多的幸運，太多的富裕，甚至有時候會認定許多事情都是應然的；同時我們又有著太多的限制、追求和現實考量，人會容易變得麻木和冷漠。太多的藉口，太多的應然，令我們拋棄了太多美好的價值和自省。有時我甚至會懷疑，到底活在香港的我們，是否真的比那些受苦的人們更加幸福。

我現時每年都在中文大學任教一門關於美好人生和美好社會的課，我不時會反問學生和自己：你覺得你的人生美好嗎？你身處的社會美好嗎？雖然是一些老掉牙的話題，但我依然覺得這是每個人在每個階段都必需面對的問題。對著一班又一班的年青小伙子，我不會過分樂觀或悲觀，但至少我在好些人身上還是見到盼望的，雖然我知道他們未來會為著前途和現實面對一次又一次的試探、質疑，甚至打擊，但我對這份工作還是滿有使命感和期盼。我不會刻意告訴他們我這兩年的經歷，但我還是會挑戰他們為了美好的人生和美好的社會繼續努力。

兩年過去，我怕我會停留或沉醉於過去，更不想覺得做兩年義工有甚麼了不起，我只想保留著最初的感動，保留對雲南的一份情義，為未來的工作和生活多添一個註腳，一份提醒。回到起初那個問題，「日後還會再走嗎？」，我還是保留一點可能性，說不定會是兩年後，又或者十年後，我希望我的人生不會隨著年歲和生活而失去可能性。來到這本書的結尾，我只想說我仍然為未來籌劃更多的可能性，不論是能實現的還是不能，但至少我知道，我人生的可能性不會就此結束，相反只會是個新的開始。

我期待著它……

自序

重讀和修改整年的網誌，一幕幕情境，一個個面孔，又再浮現我的腦海。這種感覺，既遠且近，好些事情，就像昨天才發生一樣。在雲南生活了兩年，我近乎把自己當成一個地道的雲南人，天天和當地人說著雲南話，餐餐無辣不歡，就連回港後都常常不自覺對人說起：「我們雲南人」、「我們雲南那邊」……

經過頭一年的流浪兒童救助工作（見去年出版的《在家不好：與流浪兒童在一起》），我第二年轉戰另一項更具挑戰的義工服務――關懷愛滋。說實話，我在去雲南以前不單對愛滋病認知不多，更從來沒有接觸過愛滋病感染者。為了讓這兩年得以無憾，我決定結束頭一年在昆明的流浪兒童救助工作後，再去別的地區服務、學習、體會。

與其說我選擇了關懷愛滋，倒不如說是它選擇了我。在昆明的時候，我認識了當地一位投身關懷愛滋十多年的朋友，那時從他口中所聽到的故事，從他身上所散發出的氣質，不但莫名地吸引著我，更令我起了參與這行列的念頭。之後在機緣巧合底下，我接觸到第二年的合作機構，我們雙方可說一拍即合，過程比頭一年找機構容易得多。經過一些會議和陪訓後，我很快便決定加入他們的團隊，並旋即前往大理，成為前線的一分子。

常言道「萬事起頭難」，不過今次卻意外地順利，可是之後就要面對重重困難。受過傷害，面對死亡，甚至被鄙視和質疑，這些都通通算不上甚麼，只是家人和朋友的擔心始終令我最過意不去。始終社會大眾對愛滋這個病有太多誤解和驚怕，加上我常常嬉皮笑臉、沒有交帶，難以充分令身邊人信任和安心。朋友們不止一次勸我別太過逞英雄，叫我多為家人著想。結果嘛，我當然完好無缺的回來，可是過程中最意外和最令我感動的，反而是家母從沒說過半句留難或勸阻的話（可能她明知說了也沒用）。我猜她應該總有點擔心的，假如讓她知道我期間要睡病人睡過的床（見〈成姨、阿虎和床〉），甚至多次處理病人的屍體（見〈再見，嚴姐〉和〈再見，朱姐〉二文）的話，肯定會把她嚇個半死。不過她有的只是間中叮囑我萬事小心、好好照顧自己。

由於雲南毗鄰金山角，所以毒品問題尤其嚴重，更是毒品製造和販賣的中轉站，供應香港、澳門、台灣以至全國各地。聽一位當警察的友人說，香港也經常會和雲南各地聯合打擊毒品罪案。要販毒生意成功，最有效的方法自然是誘騙當地人吸毒，然後好好利用之。所以雲南的吸毒問題也特別嚴重，生的問題除了家破人亡之外，自然就是愛滋病的傳播。據官方的統計數字，大理市人口大概五十二萬，當中染上愛滋病的約有四、五千人。但是，如果你問任何一個知情或在內地從事關懷愛滋的朋友，他們都會告訴你，實際數字肯定遠超這個數目，甚至會是十倍八倍也不出奇。至於香港，七百萬人中大概有五千名感染者，換句話說，大理的感染問題，分分鐘可能是香港的一百倍！這比較說明了甚麼？好簡單：問題嚴重。

我在大理生活期間，每天都會遇見許多感染者，不過這裡所指的不是日常工作上遇見的病友，而是在巴士上，在菜市場裡，在餐廳、超市中，總之總有一個在你左近。我最初到步時，同事會常常俏俏跟我說：「前面那個是我們的病友」、「對面那個是某病友的家人」、「你身邊剛經過的某某又是」。起初我還會有點驚訝，但久而久之也習慣了。病友們除了一般身體較瘦之外，其實絕大部分都沒有甚麼表徵，但隨著日子待久了，我慢慢也能猜出個一二，甚至連一些素未謀面的人也能看得出。

在這一年裡，我常常要面對好些鬱悶和難過的事情，有時就連朋友也說看不下我的網誌，因為都充斥著無助，甚至是絕望。相比起流浪兒童救助工作，關懷愛滋更令人心裡難受，不過兩者相同的是，這些無助和絕望許多時不單單是當時人造成的（當然他們部分也有責任），更多是出於家人的不接納、市民大眾的歧視、醫療和社會制度的扭曲和不公。如果讀者看過我上一本著作的話，你大概能理解這些問題的複雜性和原由，只是我想補充一句，愛滋病的情況遠更嚴重。

猶幸（不知應否這樣說）我經過了一年流浪兒童救助工作的磨練，有些問題早已心理有數，無論是面對生活的苦悶和孤單，工作的技巧和忍耐，以至抗傷感和抑憤怒的能力都比在香港時為佳，所以才不至於被打敗。當然，能適應這年的困難，絕不能歸功自己，說實在自己也沒有多少能耐，反而要多得前方戰線上的好伙伴，還有後方不斷支持和援助的友好們。好多要感謝的說話，去年已在舊作中說過，但有些人還是要一一多謝的。

首先要多謝的，自然是大理的好同事們，他們從沒嫌棄我這外人，既無醫學、輔導或社工等專業技能，又常常麻煩他們照顧我生活所需。他們雖然常常說我的到來幫了他們一個大忙（因為我們中心的人手和資源嚴重不足），但我心裡清楚知道，實情更多是他們幫助了我，成就了我，要說多謝的應該是我，而不是他們。我老是粘著他們找吃伴、找玩伴；多得他們，我在大理不單沒有餓扁悶死，多得他們，我的人生變得豐富和美好。曉晴、生哥、銀鳳、小仙（基於私隱和敏感問題，本書所有人物全都是化名），無論我回到香港或他日再跑到那裡，您們都會一直在我心中，您們已在我生命中留下無法忘懷的美好印記。多謝您們！

其次，家人的諒解和支持，一直是我這兩年最大的安慰，即使去年在舊作中早已謝過，但有些事情還是要一說再說。有人常常以為，我能夠離家做義工兩年，就算不是生於大富之家，至少也應該不會有太多經濟壓力和困難。不過這樣想的話就大錯特錯了。我年少時家境不甚理想，中學年間下課後或週末都會去打工幫補家計，記憶所及，從那時起我就再沒有問過家人要錢，讀大學也是靠打工和獎助學金完成。不過，家人同時也沒有對我的生活過問太多，就連讀完博士後理應找份穩定工作的想法也被雲南之行打消。家父早已不久人世，我不敢說他會完全認同我的選擇和生活態度，但我相信他在天之靈也不至於以我為恥。留下母親一個人遠行兩年，有時內心總覺得有點愧疚，何況弟弟還是個弱智人士。雖然我每月也如常給她家用，但要她獨力照顧這頭家，其實我也有點不生性。難得是她從沒有計較或反對我任何選擇，過去不會，現在不會，將來相信也不會。她不一定是世上最好的母親，但對我而言我覺得她是便足夠了。

在本書出版期間，我家中發生了好些巨大變故，但正如我常常對我的學生們所說：困難不單會令我們難過，更會帶走我們一些東西，但它同時又會令我們成長，並回贈我們另一些別的東西。面對這些變故，我得出了兩個寶貴的結論：第一，世上沒有任何事情比家人重要；第二，就算當下金錢能為解決我好些難題，但我絲毫也沒有後悔過這兩年的義工之旅。

此外我要多謝CUP出版社給我一次又一次的出版機會。去年的《在家不好：與流浪兒童在一起》沒有大賣，更沒有引起太多社會討論，但出版社還是繼續信任和支持，這是多麼叫人感動。去年出版過程中認識的Alan，現在成為了我的好友，間中還會見面聚頭或在網上閒聊。老實說，大凡有過工作經驗的人都知道，工作上的朋友要成為真正的朋友是多麼不容易的一件事。還有今年認識的Elfa，多得她對文稿的細心校閱和對我遲交稿的包容，這本書才得以面世。坦白說，出書對我來說已不是甚麼新鮮事，尤其對從事學術工作的我而言，這方面的機會往往比一般人多，但這兩本小書為我帶來前所未有的滿足和快樂，更重要的是，這兩本書間接促成了好些有意義的事情。除了我本人把賣書的全數收入捐給雲南的慈善項目之外，過去一年，《在家不好》為我帶來好幾十場演講和分享的機會，也令我結交了好多讀者朋友。他們有的多買幾本送人，有的還成為我現時合作或投身的項目的捐助者。日前更有一位來自台灣的讀者和我在港見面，希望和我一樣去雲南或海外當長期義工。我剛剛在Facebook看到她這句話：「為什麼要到海外服務，不是因為台灣不需要，而是比較性貧窮與絕對性貧窮的差異。也許在台灣的許多人覺得在台灣很苦......」這些善果，絕對不是我一人的功勞，沒有您們的幫忙，好事亦不可能發生。

另外，我要多謝我的知交好友們，特別是今次為我賜序的兩位朋友――胡露茜博士和沙湄博士。和《在家不好》一樣，我特意找來一位香港和內地的友好為本書點綴。Rose是香港知名的社運人，是當年零三七一的民陣召集人，好多人以為她很激進很兇巴巴，但實情她是個和藹可親且從不以領袖自居的前輩。與Rose認識多年，不論是開會還是閒談，每次總會在她言談之間感到一種香港人鮮有的獨特氣質，她的識見與謙和令我有好些啟迪和學習。小沙是早年我在中文大學的學姐，她不但是我內地最要好的知交，更是我認識的人當中最具才氣和最明白香港的內地友人。正如她所說，我們大多數時候都在談論文藝或吃喝，但我深知我們的交往遠不只於此。從她的文字當中，我見到她對我的分析或許比局中的我來得更明澈。

為我畫插畫的陳氏一家和阿冰，都是和我緣分特深的知交。Joyce媽媽是我十五六歲時便認識的老友，嘉聰爸爸是我們六歲起便相識相知的兄弟，女兒康晴更是我出發雲南那天來到這個世界的，我常常自以為是地認為「康」晴這名字和我有關。冰同學是我大學至今最要好的知己，是各方面和我最投緣的老友。這些知交和我分享了生命中的一切，使我的生命變得完滿，是我人生中最為得意的事情。再者，我不得不多謝香港中文大學的良師益友和基督教樂道會深水埗堂的兄姊教友，雖然無法一一記名感激，但沒有您們的支持與鼓勵，關懷與督責，我的人生肯定少了許多色彩。在雲南好多個無助和孤單的晚上，是您們陪我聊天，聽我訴苦；在回港期間的無數美酒飯局，是您們補充我的體重和脂肪，填補我心靈的養分和動力。

最後，我還要多謝造物主和雲南這片土地。是雲南接納了我，不是我接納了雲南；是造物主揀選了我，而不是我揀選了祂。我人生中最美好的歲月，是在雲南這七百多天，我這輩子做過最正確最不後悔的事，就是去了這片七彩美地，我的第二個家。

本書的文章主要在2011年9月至2012年8月期間寫成，當中大部分是我在大理從事關懷愛滋項目的故事，還有少量是後期去了雲南其他地區的體驗。部分文章的後記是在整理文章出版時補上的，作為一點現時的反思和補充。大理的中心，在我離開一年多之後便結束了，原因主要是資金不足。現時世界各地都因中國的崛興而慢慢退出當地的救援工作，令許多國內的慈善事業倍感艱難。中國，是富強了，甚至有人認為它太富太強了，但實情還有太多的人們依然活在貧困和苦難當中；社會的制度，人心的陰暗，令太多不公義依然存在。假如你真想了解和關心，請不要被那些遊人、政客和官方數字所蒙蔽，別讓那些真正有需要的人繼續受苦，因為世情往往是那麼虛假和荒謬。

寫於2013年9月29日零晨

喝著雲南大理人民路上買回來的葡萄玫瑰酒

小女孩

還記得英雌小仙嗎？早前我跟她入村住了兩天，既為了解她的工作，順道探望她幫助的家庭。小仙的工作點在她老家和附近的村子，離市區足有個多小時路程。由於國內的特殊情況和各種原因，即使是大好事也只能私下開展，所以除了村民或受助家庭以外，知道具體情況的人也不多。

由於當日實在太熱，加上我們從市內提著一包二包東西入村，所以未及一半就已汗流浹背。到達小仙家後，我們決定先休息一會，等烈日過後才出外探訪。香港人大多沒午睡的習慣，我本以為稍稍休息真是「稍稍」休息，沒想過她們一家人都躲到房間睡午覺去，留下我一人在客廳看電視和打蒼蠅（在農村的新嗜好，見〈新嗜好〉一文）。

兩個小時候，他們終於睡醒，但不論仙媽、仙弟，還是小仙都好奇地輪流問我為甚麼不睡一會，我好容易才解釋自己沒有午餐的習慣。仙弟最有趣，不單反覆說午睡有多舒服，多健康，還勸我日後要多多午睡！或者因為小仙見仙弟對我熱情有加，加上外邊太陽還是非常猛烈，所以未想動身探訪，便叫仙弟帶我四處走走，看看村子一帶的風景。

保山盛產瑪瑙，所以仙弟不但帶我遊村，還為我介紹幾個採瑪瑙的哥兒們。和其他農村家庭一樣，他們家中都有老人和小娃娃（還有無數蒼蠅！），但和其他農村不同的是有蠻多青年在家，因為他們採瑪瑙為生，不用出城打工。我覺得這樣的村子比較健康，至少一家人可以生活一起，不用承受打工所導致的骨肉分離、老者所依。雲南至緬甸一帶盛產各種玉石，看見他們拿著一塊一塊石頭在泡、在叩、在看、在磨，有點像淘寶，也有點像賭運。一時聽見你說句：「切！」（普通話的「車」！），一時我又說句：「嘩！」，場面好笑又好玩，我一看就看了大半個小時。

由於那陣子學校還未放假，所以大部分小孩都住校未歸，我看到的除了那些「淘寶男」之外，大都是老人家、中年婦女和未入學的小娃娃。後來小仙帶我去了幾個家庭，和老人家們聊聊天，喝喝茶，聽聽他們說故事。他們好驚訝我會聽方言，但其實我只聽懂個大概（保山始終只待了兩個幾月），好多時候都是扮懂，按他們的表情作點反應而已。

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一對分別八歲和四歲的小姊妹，爸爸在兩年前過身，媽媽其後拋棄二人，從此再無蹤影。兩個小孩現在跟爺爺奶奶生活，當日探望他們時，看見老奶奶背著小妹妹回來，原來小妹妹生病了。老人家本來就有點行動不便，可是還要付起照顧二人的重任，看見實在於心不忍。妹妹或者因為身體不適，所以終日沒有甚麼表情和反應，可是姐姐卻非常活潑，不是跑跑跳跳，就是在樹下打鞦遷。

說了沒多久，老奶奶忽然傷心起來，原因不是因為往事，而是擔心孫女的未來。早前她們透過中間人介紹，認識了一對昆明的教授夫婦，他們因為長期不育，所以向兩老提出領養大孫女。老人家一時作不了主意，還向我們請教起來。我們當然知道這能大大減輕他們的負擔，且對大孫女的生活和前途有好處。可是我們也擔心這對兩個小孩太不公平，處理不好還可能令她們怨恨兩老一世。我們雖為老人家分析利害得失，但當然不能替他們作主，不過老人隔天就憑自己的直覺和情感下了決定――不捨。

說到底，兩個小孩都是骨肉至親，怎能輕易放棄任何一人，所以兩老決定努力用自己雙手把她們帶大。對於這個決定，我不但沒有（也無權有）任何異議，更從心裡發出由衷的敬佩，小仙亦答應會盡力協助他們。從實際好處和利害得失來看，或許我們這些外人會選擇送走大孫女，可是這兩年我實在見過太多自私和不負責任的家長，兩老的決定我只能說佩服和支持。我能做的就只有衷心祝福他們，並希望小女孩日後會明白老人家的心意，將來好好孝順他們。

和他們告別當日，我特別注意大孫女的一舉一動，我發現她從拖鞋換上一雙又破又舊的紅鞋子。細問之下才知道那雙原來是小女孩最心愛，也是唯一一雙的鞋子。看著她不停跑來跑去，弄髒鞋子後又細心拍走鞋面的塵土，我決定出城後買兩雙新鞋子給她倆。在香港，小孩吃得飽、穿得好，是多麼理所當然的一回事。我看著她們和她們的衣著，彷彿看到她們的成長和她們的未來，肯定將來會有很多挑戰和困難等著她們。富足和完整的家庭或許是她們所缺，但從兩位老人家的淚水和汗水，我覺得幸福和愛至少還是與她們同在的。

警察與小混混

這兩年經常說過同一句話：「這兒真是個神奇的地方」，戒毒所也毫不例外（見〈新人〉一文）。

這裡的學員有來自全國各地，五湖四海，有著不同的背景、經歷、出身，當然也有不同的行業。在這些不同的背後，我覺得最神奇的是所內並存著兩種人，他們在社會規範、工作崗位上理應水火不容，然而在這裡他們不但懷著共同的目標，更能和平共處、有說有笑。這兩種人分別是警察與小混混。

不要以為吸毒的只有邊緣人士，實情真是各種各樣人都有，無論是住在城市或農村、事業有成或無業遊民、有頭有面還是下流無賴。撇除不談祖國，過去聽過的吸毒者不但有明星和商人，就連醫生、律師、老師、家庭主婦等都有。在國內，我聽過最駭人也最搞笑的就發生在大理。

話說熊哥告訴我，有次他在一個隱秘的「私竇」「上電」，期間忽然闖入一個身穿警服的大漢，嚇得在場所有人都彈起身來。可是那位公安大哥連連大叫一聲：「我來『上電』的，下班太晚來不及更衣。」語後全場反應更大，不過是大笑聲而不是驚叫聲！其實我們一直知道有不少「正常人」，甚至軍、警也會吸毒，但就是沒想過有人膽敢穿著警服、光明正大去「上電」。

我們戒毒所正好兵賊有齊，有時候聽到他們的對話就更覺好笑。例如有次我們在掘地時，小混混裕哥問警察賀哥：「我們這些人來這裡就好正常，但為何你也會來？」賀哥答：「你們這些人來就可以，我來就不行嗎？」裕哥不服，又說：「你們這些人就是愛濫用私刑、屈打成招。」賀哥也不服，回敬道：「你們這些人就是欠揍，不打不行。」就這樣聽著他們你一句、我一句，我們眾人也樂得不行，不過千萬別以為他們會動真火，其實只為鬥鬥嘴、過過癮而已。

有時他們又會互爆陰私，一時你說警察多橫蠻、多可惡，一時我又說小混混多可惡、多狡猾；你說你被怨枉、被毆打，我說我多嫉惡、多正義。每每雙方談起這類話題，眾人就是樂於聆聽或不時插嘴，而話題基本上離不開與毒品有關。所以在這短短數月裡，我就聽到不少警混之間的有趣故事，情節有時更不下於電影橋段。

認清每人的底細和來歷後，知道所內有好幾個這種貓鼠式關係的人物，對於他們能在這兒和諧共處，還會彼此鼓勵、互相擔當，我心裡自然感到非常欣慰。不過更令人欣慰的是，幾位警察和小混混都來自不同的省份，換句話說，至少不會出現今日以兄弟相稱，他日卻誓不兩立的兵賊恩仇。否則的話，那就會更像老土的電影橋段，而我們則有手背手裡皆是肉的無奈。

重遊大理

月前去了大理一趟，一為參加香港友好機構的大學生資助計劃的畢業活動，二為事後陪同該機構同工到巍山、潞江埧和保山等地視察危校重建工作。此行我早期待萬分，因為不但可與大理的朋友和昆明的學生重聚，更能一解我在保山的苦悶。

由於大隊到達大理前我只有一天時間，所以出發前拜托曉琴為我安排好密麻麻的行程，白天到成姐家做飯（今次由我下廚給他們吃），下午和舊同事從遊古城兼晚飯，入夜再與阿俊去酒巴聚舊。故友重逢，倍感高興，不過話題大都圍繞著我在保山的工作，甚麼種田養豬、水泡苦悶，大家都報以無限同情，阿俊還笑我何苦要作賤自己！

大隊到達大理後，接續幾天下著毛毛細雨，有些人就是不解為何我常說雲南大旱，因為當中幾位港人連續兩年來雲南都碰巧下雨，真不知是他們的不幸，還是他們為雲南帶來好運。我們這個大學生資助計劃做得非常不錯，是我兩年來參與或視察過的項目中做得最好的，不但金錢上幫助窮困的大學生，還照顧到他們的成長、心靈，甚至工作支援。資助人會定期和受助學生聯絡，與他們分享生活經驗、工作意見，以至愛情咨詢，有的學生甚至通過這計劃在香港找到不錯的實習和工作機會。

我們每次辦這類活動，都會邀請一些過去受助的畢業生向師弟妹分享，當中有兩個令我印象非常深刻。第一位叫九洲，他以前從農村出城讀大學，不但無錢交學費，就連用抽水馬桶和坐公車也不會。不過現在他已在香港某海外銀行上班，每天用英文開會和匯報，並已在深圳成家立室，生了個活潑可愛的小寶寶，一家三口樂也融融。第二位叫陳草根，一聽名字就知其家庭背景，可是他已從「陳草根」變了「成百萬」（「陳」和「成」的普通話發音近乎一樣），原因是去年他是全國排行第二的房地產銷售員，年薪過百萬，「成百萬」是去年他接受電視台訪問時被改的綽號。

今次活動是畢業奠禮兼畢業旅行，大部分資助人都來了雲南見他們的「子女」，好些更是第一次見面。三天活動大家都非常開心，氣氛絲毫沒有被下雨天所影響。日頭我們一行八十幾人在大理遊山玩水，今次輪到受助學生照顧叔叔阿姨們，提包、打傘、帶路，有時見到幾個受助學生在搶（提）他們的包，場面溫馨又好笑。另外兩個晚上，我們分別在酒店包場唱卡拉OK和舉行分享晚會。前者簡直能用瘋狂來形容，後者其實也瘋狂，不過是瘋狂的感動、瘋狂的催淚！

最後一晚晚會最令我難忘和感動，在場的畢業生們把握機會答謝資助人四年來的關愛，細說自己的往事和辛酸，場面就像掉下一個又一個催淚彈，會議廳內的紙巾差不多都被我們用光。他們有來自山區農村的，有父母雙亡的，有當大哥大姐的，有本來已因缺錢退學，後來得到資助才能就學的，甚至有老家至今還未有電力供應的。可是他們都有共同的特質：成績優異、發憤向上、能吃苦能擔當，有的更會自發做義工服務回饋社會，延續這份恩典與祝福。

我們這項目已在全國多個省份開展，至今一共做了十一年，現已有一個上萬人的群組。有時我會想，這上萬的群組繼續發展下去的話，豈不是一股改變祖國的小動力？那天晚上聽到他們的故事，有凄酸有積極，有難過也有樂觀，我的淚兒又不聽話掉了幾滴。這次聚會是我們這個組合的第一次，大概也是最後一次，相信會成為各人美好的回憶，更希望學生們日後的生活能過得幸福美滿。雖然路還有很長，但我深信the best is yet to come。

感動過後，我和同工繼續上路，去了幾個窮困地區考察，是機構的另一重點項目――危校重建。接下來幾天受到當地官員的「熱情」款待，但這些「熱情」都是令人討厭和嘔心的，是無盡的二手煙、碰杯、廢話和虛假。在國內跑了兩年，這些場面永遠是我最反感又最無奈的，沒有政府官員的「幫忙」，事工無法展開，沒有他們的「分擔」，丁點好事也難以成就。我們大概視察了三個地區十多間中小學，那些「熱情」仍是來之不盡，陸續有來。最後我們選定了部分學校，回港後由同工尋找資源，而我則獨自回保山戒毒所，回歸我的田原生活。

重回大理，感慨良多，這兒是昆明以外我逗留最久的地方，我熱愛這兒的人們和生活，和香港的形成強烈對比。一想到快要回家，我心情就十分矛盾。昨日友人問我：「到底你想回港還是留雲？」這問題真有點令人糾結，不好回答。眼見香港現時的悶局，只有心寒和悲哀份兒，回去後肯定一時間適應不來。可是情感和理智上我都恨不得馬上動身，因為那兒都是我的家，我的根，更有家人和工作在等著我。此行的最後階段，我鎖定要找合適的項目日後回港開展（見〈聚散有時〉一文），這是我決定回港的主因之一，經過這幾個月來的思考和尋找，現在大概已有眉目，很快便會進入籌備階段，我相信這是延續這兩年最理想和最理智的選擇。雖然日後我會再遊大理也不定，但今次肯定是這兩年來最後一次，大理的人和事給我的回憶，肯定是一輩子也不會忘記的。

禁不了的煙

香煙，國人之命根也。我斗膽估計，如果祖國像香港般狂加煙稅和全面禁煙的話，很有可能會釀成一場民眾革命。在雲南，煙草業是龍頭產業，佔全國市場百份之二十有多，「紅塔山」、「雲煙」、「玉溪」、「印象」，全都是國人熟悉的名煙。我曾到過中國不少地方，但基本上嗜煙程度都比不上雲南。用友人的講法，這兩年我身邊沒幾個「正常人」，他們都有各種不同的問題，但最明顯的共通點就是煙。

我在這兒多次提到，煙在流浪兒童中心從來都是禁不斷的東西，對愛滋病人和吸毒者亦然。我接觸過的愛滋病友，大多數都是（或曾是）吸毒者，而這大多數人當中，更沒有幾個不是煙民。對他們而言，吸毒的話可以不酒、不色，但就是不會不煙，因為毒品遇上酒精的話很可能會致命，另外又因金錢和身體狀況所限，他們往往會棄色選毒和煙。

我們戒毒所雖說是自願和開放式管理，但基本上不易與外界接觸，大門又會長期上鎖，學員入住時行李更要搜得一清二楚。可就是不知何故，香煙總是怎樣禁也禁不了，間中會發現有學員偷偷抽煙，或在田裡的角落找到煙蒂。上星期，阿風和裕哥就在菜棚偷偷抽煙，被經驗老到的排老師逮個正著。

坦白說，在這兒不論員工或學員都是成年男人，我們有時面對違規或衝突總有點不好處理，因為總不能像對付小孩般責罵或懲罰，至於講道理則更叫人別扭，難道幾十歲人還要教他吸煙的害處？所以我們只會要求他們坦白交待，和把餘下的香煙交出，並寫個承諾書保證不會再犯，否則自動離開這兒。

阿風來這裡的日子還短，以為我們好欺好騙，強辯是從田裡拾來的煙蒂。但我們豈是三歲小孩，尤其同事們都富有經驗，更有的是過來人，所以三兩下手腳便令阿風的謊話不攻自破。結果還是年資較深的裕哥老實，坦白承認是從大門口向途人要來的煙，還乖乖把另外半根未抽完的交出來。

不是我馬後炮，其實我們老早聞到煙味，開會時已鎖定目標人物為阿風。我們一直未有行動只因沒有證據而已，可是萬萬想不到連老學員裕哥也牽涉其中。說實話，我們也沒有為難他們，因為我們都知道他們的路也真的不容易，所以只要求他們寫個保證便了事，也沒有讓其他學員知道此事，好為他們留點面子和空間。不過更想不到的是，幾日過後威仔又被我們當場抓著，事後更鬧脾氣不願寫承諾書。結果拖了好幾天，在我們下最後通碟當日，他才草草寫了兩句給我們。

換個角度想，有時真不得不佩服這些吸毒人群，他們就是厚顏和有辦法到一個地步，能在神不知鬼不覺的情況下把香煙弄到手。平心而言，能做的我們都已做足了，但總無法像保安一樣二十四小時在大門站崗。有時我甚至懷疑，即使我們真做到這一步，他們還是有辦法從別處弄到香煙。鄔老師日前和我提起，半年前老堯竟然把廁所的草紙拿來當煙草，偷偷在廁所卷起來抽。煙，我抽過，但我真不能理解他們內心的想法，更不能想像這種「草煙」的味道會是怎樣！

艱辛

過去十幾日是這兩年來最艱辛的日子，一切要從盈江行開始說起……

去年雲南盈江地震後出現不少危房，事後香港某機構資助當地五十幾戶受愛滋病影響的災民重建家園，日前收到房子差不多全數落成的消息，可以派員到那邊查收。由於機構沒有駐雲南的員工，加上我們過去有過不少合作（包括大學生資助、危校重建等），所以今次就由我代他們去盈江一趟。

（其中一家快將建好的小房子）

從保山坐大巴到盈江要七個小時，我和當地的接待人員約好上週三在盈江客運站會合，然後馬上展開為期四日半的工作。為了爭取時間，我選擇乘坐當天最早一班車前往盈江，並提前一晚出城過夜，而我之後十幾日的惡夢便在那一夜揭開序幕。當晚飯後我開始肚瀉，短短幾個小時就拉了不下十數次。我估計自己不是食物中毒，因為既沒有肚痛，也沒有嘔吐，只是不停的拉，不停的拉……直到半夜三點半，我不單只經已全身乏力，更開始擔心這趟盈江行。

出發前得知盈江近日出現泥石流，有些偏遠村落甚至有整棟房子被沖走。當時我心想：「難道這是此行的兇兆？」在胡思和迷信之際，我作了個理智的決定：先去醫院再算。半夜四點半，我在手軟腳軟的情況下，一個人步行了二十幾分鐘到醫院。在國內，一般急症九成只有三個處理方法，一是打點滴（吊鹽水），二是打針，三是等運或等死。前二者聽說十分見效，不過我本人對之十分抗拒，只是我又不想等運或等死，所以只好哀求醫生給我開點藥物帶走。

在大理時我經常進出醫院，可是至今還是弄不明國內醫院的管理制度、硬件設備。當晚我只做了最基本的求診、取藥和付款三個步驟，可我這病人卻要跑足三棟大樓，我相當慶幸沒有中途暴斃！回酒店後我第一時間服藥，但在翌晨七時出發前，我基本上都沒有睡過，因為還是拉過不停。不幸中的大幸是，後來七小時的車程裡，我只中途拉過一次，其他時間不是熟睡就是無神地發呆。

（建好並已入伙的一家）

抵達盈江後，本來已經疲累不堪，但由於時間有限，我必須爭取時間盡量多看房子，所以便馬不停蹄展開連續四日半的艱辛旅程。說此行艱辛，當然不只肚瀉那麼簡單。盈江天氣酷熱，我要乘坐一輛沒有空調的舊款麵包車（貨van）走訪四十多條村子。這些村子只有少數靠近市中心，更多是在城郊，甚至山區。當時的我身體虛弱，四肢無力，可是好些房子卻遠離人煙，車子更無法直接進，只好在村口或山腳下車，然後徒步而行。更可憐的是，我到步後肚瀉又再發作，打後連續八日不止，吃藥亦無甚果效。當時屁鼓甚痛的我，要坐那輛丁點避震都欠奉的麵包車走山路，箇中痛楚旁人認真無法體會。

此行雖然辛苦，但還是滿有意義的，可以親身探訪和慰問這些受災家庭，其中更有幾位小孩（都是愛滋遺孤）令我特別難忘。例如第二天探訪的小板，她因家境不好無法繼續讀書，當我問到如果有人願意資助她上學的話，她是否願意重讀初一，那時候她那張想哭的面孔和眼神深深印在我的腦海裡。又例如第三天的小蓉，她的爭氣令她以近乎完美的學業成績結束初中，能入讀全縣最好的高中有餘。我把我和接待人員的聯絡方法給了她們，千叮萬囑日後有需要的話要主動找我們，又說了好些鼓勵的話，不經意把小蓉弄哭了。我看得見二人的優秀，卻沒有即時承諾甚麼，因為我相信透過重建房子，我方已向她們踏出了一步，只要有需要的話，我何其樂意幫助她們更多，成為孩子們未來的後盾，但前提更希望她們也主動行前一步，這是我這兩年在扶貧工作上所學到的。當然，她們現在還小，未必懂我的用意，所以我也鄭重拜托當地人員代為跟進和關照二人。

（偷偷拍下小板家的古董，整個客廳除了幾張小木板凳外就只有這黑白電視和小木櫃）

說回我的苦況，從盈江回保山後，我的腸胃仍然未有康復，依舊每天拉個七八次。更慘的是，回戒毒所後又遇上四日停電（見〈雪上加霜〉一文），簡直把我身心靈徹底打殘，整天不是無氣無力的躺著，就是發悶發慌的呆著。更更更不幸的是，復電那天起我不知何故出現過敏徵狀，白天基本上沒甚大礙，但入夜後會全身出現紅班，而且癢得要命，連頭皮、關節和指縫也不例外，令我多日無法睡好。

我前思後想無數片，就是肯定與食物或藥物無關，一來我從無食物和藥物敏感，二來我在盈江期間基本上只吃白粥、麵包，回保山後飲食也和平日無異。藥物的話除了醫院的處方外，都是曾服用過的成藥，前者是十多日前的事，後者也不曾出現過問題。總之就是找不出過感的源頭。更有趣的是，大舊日前也出現同樣的過敏徵狀，同事帶他到附近的村醫疹所打了一針，隔天便完全康復了。可是坦白說，我一來從小就怕打針，二來人在內地，對藥物注射之類總有一定戒心，尤其是村醫（我見識過不少村醫，他們總是手持煙蒂、指甲泛黃泛黑，診所的環境更是四周蒼蠅、醫廢滿地），所以只好咬緊牙關苦忍多日。可是到了第四晚，即今晚，我真的再也受不了，全身又紅又腫、又燙又癢，令我根本無法入睡，唯有半夜起來用冷水抹身，並藉寫日記來轉移視線、打發時間（現在已三時半）。

躺回床上，我忽然覺得自己好可憐，好想找人同情一下、苛護一下。那時我又想起小板和小蓉，更神經到一個地步思索這病徵和愛滋病是否有關！念及她們，我覺得自己多麼微不足道，又念到快要回港，就算多麼難受也快將告終。就是這樣想著、想著，我大概四時半左右安然入睡。不過在睡著之前，我決定翌日早上也找村醫打上一針！可憐我的屁鼓，十幾日內受到一次又一次的傷害，對您實在心中有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