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姐和江姐

嚴姐，我們的新病友。在我所認識的人當中，沒一個像她那麼瘦，她非但有愛滋病，還有嚴重的貧血和糖尿病。同時患有這幾種病可真頭痛，首先這意味著她失去工作能力，因為貧血會令她常常暈倒，有時連買菜和煮飯也沒力氣。第二，她需要花大量金錢購買藥物。在雲南，愛滋病藥（抗病毒藥，現時主要有三四種，中西藥也有）雖由政府免費提供，但當中並不包括抗副作用藥物（如肝片，因為抗病毒藥很傷肝）。既要間中住院輸血，又要買「抗副」藥物和胰島素（糖尿病針劑），對嚴姐來說可是百上又加斤。第三，愛滋病患者由於抵抗力弱，又要應付藥後的副作用，所以必需吸取足夠營養。可是對患有糖尿病的嚴姐而言就十分矛盾，因為食物的種類和分量有太多限制，吃多了非但無益，更是有害。

上星期，我們第一次和嚴姐見面，她和其他病友很不一樣，非但第一次就讓我們到訪她家，還主動把病歷給我們看。嚴姐看上去很積極，常常笑容滿臉，還強調無論如何也要好好活下去。嚴姐和我們分享了許多故事，她在九九年因貧血暈倒進院，後來得悉自己感染了愛滋病。她沒有直接告訴我們怎樣染上這個病，只說自己十幾年前被丈夫拋棄，一個人帶著當時只有兩歲的兒子到景洪（西雙版納首府）「打工」。我和同事們都沒有追問下去，因為大家都知道這代表了甚麼――景洪是出名的「嫖客天堂」。

江姐，出獄不久的病友，因販毒被判入獄十年，服刑期間成功戒毒，現正努力重過新生。江姐出獄後對外界十分陌生，各方面都感到不適應，最無奈的是她既為釋囚，且健康欠佳，出獄後一直找不到工作。不要說買藥和看病，就連日常生活都十分拮据，每月只靠政府二百元低保和中心二百元津貼過活。由於錢不夠用，江姐在吃方面就非常節約，營養自然不足，甚至早前自行把藥物分量減半，以減少這方面的開支。這對她的健康有多大影響，我們都估計不到。

雖然面對種種挑戰，但江姐表現得非常積極，間中還會和我們一起探望病友，藉自己的經歷來鼓勵其他同路人，故此我們一直都在想辦法幫助她。可是，中心的資源非常短缺，同時又有太多病友需要幫助，所以即使我們打算提高江姐的津貼，但每月三百元已是我們的極限（對其他病友亦然）。在NGO的圈子裡，「助人自助」是個實際、有效和崇高的理念，然而面對這種「無法可助」的情況，確實令人很傷腦筋。

日前收到嚴姐入院的消息，我們隔天便到醫院探望她，發現她變得比上次悲觀，更認為自己挨不過今年。相比一星期前樂觀堅強的她，現在看起來更加瘦弱，更加憔悴。猶幸嚴姐有一個和她同住的孝順兒了，他有份穩定的工作，再加上嚴姐多年前在工廠的醫保和退休工資，經濟方面尚算可以。今次和嚴姐見面，同時為我們帶來了一個機緣，有可能幫助到嚴、江二人。

由於嚴姐的兒子要上班，所以白天無人照護她，她希望我們為她介紹一個同為感染者的護工，照護她的日常生活。同事和我第一時間想起了江姐。日前我們就和江姐一起探望嚴姐，起初大家算是一拍即合，可是談到工資時便出現了障礙。同事和江姐都認為，每天的工資應在三十元左右（其實也真是低無可低），但嚴姐最高只能承受二十元，否則她自己的生活也成問題。面對這局面，我們一時間也不知可以怎樣，只好著她倆再考慮考慮。正所謂「手掌是肉，手背也是肉」，我們作為中間人，自然不能偏幫任何一方。

回中心的路上，大家都有點無奈，我很想衝口說一句：「中間的差價就由我來負責」。我知道這只是個小數目，即使我現時經濟能力有限，但應該不會有太大問題。可是我更知道這不單單是錢的問題，還要顧及中心的運作、同事們的看法，還有日後的工作，尤其是有同樣需要的病友實在太多。惆悵之際我想到了一個折衷辦法，回中心後第一時間和同事商量。

本來我們正考慮提高江姐的津貼，可是即使提高後都肯定不比她照顧嚴姐的收入，何況她短期內大概不會找到其他工作，所以我們都不想錯過這難得的機會。因此，我提出了一個三贏的方法：中心提供每天五元的補貼，然後把每天的工資定在二十七元左右，希望雙方能夠讓一小步而各取所需。這樣的話，中心每月只需多花一百五十元，這既不至於造成太大負擔（和我們打算多給江姐的津貼相若），又能減輕我們的工作壓力（她們有了互相照應，我們可更專注其他病友），更重要是可以同時解決兩位病友的當下需要。

同事們商量過後都同意這個辦法，現在所欠的就只有二人的首肯。這件事表面看來無甚特別，但對中心來說還是意義重大的，可視之為一種新的嘗試或典範（paradigm）。一方面，我們不再視嚴姐或江姐為單一個案，相反透過合併二者來處理問題。這非但對兩位當時人都帶來好處，更連帶成為我們日後工作的參照。另一方面，中心不時會透過團體活動把病友聚在一起，讓他們有更多社交網絡，從而互相支持、學習和幫助。這點尤為重要，因為說到底我們大都不是感染者（只有一位同事是），很多時都未必完全明白他/她們的感受和需要，但透過病友之間的互相關係，相信對於我們，以至每一位感染者都有莫大好處。

賣菜的蔣姐

日前和曉琴出外探望病友，在回中心的途中遇上一位中年女士，曉琴高興地上前和她打招呼，又挽著她的手和她邊說邊回中心，後來知道原來她就是傳聞中的蔣姐。

之前好幾次聽同事們提起過蔣姐的故事。蔣姐前半生的不幸，可說是從她結婚當日開始。蔣姐的丈夫生前是個吸毒的感染者，但蔣姐婚前毫不知情，知道的時候已發現自己被感染了。丈夫五年前病發過身，可是蔣姐的不幸並沒有結束，反而被婆婆視為不祥人，把她趕出家門。她拿起婆婆丟在門外的一籃衣服，自此就流落街頭，再也沒有踏進那個家門半步。

輾轉過後，蔣姐來到中心，日漸和同事們建立了友好關係。三年前，她向中心借了五百元，在街市租了個小攤賣菜，從此自力更生。賣菜的工作一點也不容易，尤其需要很多體力。蔣姐每朝零晨三點起床，五點到菜場搬菜，六點到街市擺檔，午飯後要再去菜場搬菜，然後又回街市擺檔，一直擺到黃昏。每天這樣奔波勞碌，別說是感染者，就算是無病無痛的人也可能受不了。但蔣姐就是這樣咬緊牙關，挨過了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現在，蔣姐非但早已還清中心的貸款，銀行裡還有三萬多元的存款！

同事們告訴我，當年根本沒有考慮過蔣姐會否還錢，更沒有想過五百元可以改變人一生，而我見過蔣姐後則笑言要和同事們轉行賣菜，目標是大賺一畢！有了自己的生意後，蔣姐非但生活得到改善，還變得比以前積極和開朗。更值得高興的是，蔣姐最近找到一個不介意她有愛滋病和結過婚的男朋友。世事往往這麼奇妙，對比起蔣姐坎坷的前半生，她的下半生可算是苦盡甘來、修成正果吧。

一般人可能覺得蔣姐理應好好感激我們，可是對於我們來說，其實心裡更想反過來好好感激蔣姐。因為如果沒有蔣姐這類故事，我們鼓勵其他病友積極活下去時，都顯得有點空洞和無力；如果沒有蔣姐的奮鬥和爭氣，我們也無從說服自己繼續堅持下去，無力每日去面對各種無奈、失望，甚至生死離別。

當日，蔣姐和我們分享了和男友的感情進展，也問了我們一些意見，因為他們正考慮結婚，還希望生小孩。多麼戲劇性的處境倫理議題！事後我反覆思考了許久，但也沒有所謂的定論。另外又向同事查證過，原來現時只要定時服藥和根足醫生的指引，嬰兒從母體感染的機會基本上是很低的。當日我們給了蔣姐一些實際意見，又說明了箇中的利弊和風險，但最終沒有表示支持或反對，更沒有替她作任何決定。

對於每個個案的跟進和處理方法，我們都會事後一起商議，蔣姐的自然也不例外。我們認為當日的做法是恰當的，不是因為害怕表明立場，或沒有勇氣承擔後果，而是我們都認同在有選擇的情況底下，每個人要作任何事，最終都應由自己決定和負責。試想深一層，這比起對蔣姐說贊成或反對都需要更大的勇氣，因為不管有甚麼結果，說句不好聽的話，我們早已「洗濕了頭」，所以生不生、感染不感染，其實都未必是我們最終和唯一的關注，真正重要的是對病友的承擔和支持。

要肯定一種似有還無、非黑非白的信念，不管是宗教信仰、政治理念還是人生價值，背後所需要的是無比的勇氣和全然的委身。蔣姐、同事們，多謝你們！

阿力和阿炳

逢星期四下午，我們都有功課輔導班，人數不多，就只有阿力和阿炳兩個小朋友（大理人和香港人一樣，喜歡叫人阿x阿y，昆明則較常叫小x小y），因為我們的服務對象不是「一般」小朋友，而是愛滋病小孩。阿力和阿炳分別都是九歲，就讀小學二年級。二人在同一學校，同一班別上課，感情算是比較要好。

說他們是不是一般的小孩，其實有點政治不正確。在我心目中，他們和一般小孩無異，可是他們年紀少少就要天天吃藥、進出醫院，的確和「一般」小孩是有點不同，但我極其討厭這種標籤。社會上對愛滋病人（或其他「邊緣」人士）有這麼多歧視，主要就是因為這種「非一般」、「不一樣」的心態，有時甚至視他們為異類、怪物，是多麼不公平，多麼野蠻；文明和現代的野蠻。

在這兩星期裡，我接觸過很多病人，對他們的身分和背景，已不再有太多好奇或驚訝。事實上，病友和一般人一樣，都需要愛和被愛，想過「正常」的生活，和「一般人」做朋友，想談戀愛、結婚、生小孩（日前就和一位病友探討生小孩的可行性，後話）。然而，他們要不無法公開自己的身分，怕身邊的人離自己而去，過著「雙臉人」的生活，獨自承受沉重的壓力；要不就是公開之後，眼看親朋戚友甚至愛人一個一個的遠去，從此過著孤單和被拒的生活。

回說阿力和阿炳，和他們相處的時間不長，但已明顯發現二人的性格和能力各異。阿力好靜，說話不多，語文和數學是他的強項；阿炳好動，超愛講話，喜愛畫畫和玩遊戲。可是二人因著同樣的「身分」走在一起，另一件一樣的事情，是兩個小朋友都不知道自己的「身分」，即使他們每天都要吃兩次藥（學校也不知道他們是感染者，只知他們心臟有毛病，需要每天按時吃藥），身體間中會無故生病（因為免疫力比一般人低）。

阿力和阿炳的父母從事不同的工作，因不同的染道而感染這個病。功課輔導班開始不到兩個月，起初小孩的出席很不穩定，因為父母都不太熱衷帶他們到來，可能是覺得沒有必要，或者有點擔心，即使父母都是我們的病友。輔導班主要由Maggie和Cindy負責，每次大約在四五時開始，先檢查他們每週的作業，然後督導他們完成當天的功課，之後會教一點日常英語，或者講講小故事，從而帶出一點人生道理或心理輔導。

我和其他同事會在當日特別多做幾個菜，因為輛導班結束後會和小孩一起吃飯，之後再玩一點小遊戲，等他們的父母來接他們。他們每次吃飯都會鬧出一點笑話，不是學校或家中的趣事，就是互相鬥嘴或說些奇怪的話。小炳常常口不擇言，老是模仿父親的口吻，叫自己做「老子」；小力嘴巴較聽話，但飯總吃得一桌都是。每次小炳說：「老子喜歡xx時」，小力就要說相反的話，事實上他們真是完全相反的兩個人，就連口味亦然；小炳喜歡吃辣和肉類，小力則不能吃辣，喜歡吃素菜。

上星期，我們叫小孩在父母面前「表演」一下他們在中心學到的英語，他們的父母都很驚訝，想不到自己的兒子能學到這麼多單詞和句子。或者是出於家長心理，他們非但對我們表示感激，今個星期更不用提醒便準時送孩子到來。這對我們來說也是個鼓舞，同事說以往都要每次打電話通知家長，甚至通知後也不一定會帶小孩過來。

我們多麼希望阿力和阿炳不只能與我們一起學習，一起吃飯，他們真正需要的，是和「一般人」相處、玩耍。或者在他們和其他人未知道自己的「身分」之前，這不會是太大的問題，然而在他們或其他人知道「真相」之後，情況實在不敢想像。假如可能的話，真想把輔導班擴充，讓其他小孩都能參與，可是我們都知道現實是不太可能的。事實上，所謂的功課輔導班，學業並不是我們最關注的，最終目標還是希望讓他們多接觸「其他人」，能健康快樂地成長。而我們，還有和其他病友的關係，都是這樣一步一步慢慢建立起來的。

記得上星期四第一次和他們吃飯，我已開始發揮逗小孩的本領，既他們鬥嘴鬥氣，又和他們鬥安靜、鬥吃得乾淨。這些回憶，相信是我一輩子也不能忘記的，即使日後我離開了他們，還是他們離開了我們……

（左邊是阿力，右邊是阿炳，我笑阿炳吃得太多肉，所以長出青蛙皮【他的手袖】）

食住問題

去年到步不久後寫過一篇〈吃的問題〉，今年到了新的地方，又要面對另一次吃的問題。

早前一個人在昆明待了一星期，正餐不是米線、麵條，就是炒飯、蓋飯（國內的「碟頭飯」）。任何在國內待過一段日子的人（一線城市或許除外），大抵都知道這些東西有多難食，油、鹽、味精比菜還要多，除了便宜和方便之外，實在找不到任何吃的理由，除非你有自虐狂！

在昆明時已知道，新中心只有我一人入住，當時第一個反應就聯想到餐餐米線、麵條、蓋飯、炒飯的日子。在舊中心，三餐有廚房阿姨照顧，間中又會和同事或朋友外吃，雖遠不及在家和在港的美味，但整體而言還過得去。可是一想到今後要天天一個人在下關這小鎮外吃，實在有點頭痛……結果嘛，人生總是充滿意外驚喜的。

由於新同事大多數都是單身，和我一樣經常面對外吃的問題，所以他們年多前就開始一起在中心煮飯，包括週一到週五的午餐和晚餐。大伙兒輪流買菜（菜市場就在中心附近），輪流下廚、洗碗，吃得既比外邊好，又有另一種愉快體會。猶幸自小媽媽都有教我下廚，多年來的訓練雖不至於很拿手，但至少不會失禮，加上同事們又不是廣東人，隨意弄些廣東小菜便足已贏得他們的好奇和讚賞。下星期還答應為澳洲來的Rachel煮她最愛吃的港式叉燒（我大概只知怎麼做，但實質上從未做過）。

（一號大廚利生）

食的問題基本上解決了，但今次真正要面對的卻是住的問題。我一不怕黑，二不怕鬼，一個人住本應問題不大，但過去一年習慣了和大班嘩鬼同住同睡，忽然間變得這麼冷清，倒是覺得有點孤單，尤其在這種小村子裡，入夜後就變得像個死城似的。

不過，這些問題當然難不到我，真正難到我的還是那些老問題：床、被不夠長，腳板每晚露在床被之外；門框太矮，天天撞到額頭的同一位置。上天某程度還是公平的，賜我高大的身型，但要為此吃點苦頭。另一件趣事是，前天我問曉琴：中心既無人住，為何會有床和被袍？她的表情有點尷尬，而我亦證實了我的想法――曾經有位病人住在中心，可是他後來去世了，他睡的就正是我現在的床袍！曉琴強調床單被單都一一清洗過，只是床框和床褥就……（她也不好意思說下去）

其實我覺得這也沒甚麼大不了，也沒興趣深究那位病友的來歷和甚麼時候離世，終歸我現時每晚還是睡得好好的。至於住在中心真正惱人的，意外地是洗澡。在雲南，家家戶戶都用太陽能熱水器，這意味著陰天就不會有熱水用。舊中心設備較好，至少有電熱水器讓我可在陰天洗澡。在這兒，天天洗澡恐怕會是個奢望，特別是大理早晚都特別凍，洗冷水是有點難度的，冬天就更加不用說。

但話說回來，熱水的邏輯是這樣的：沒有太陽就沒有熱水，但這不等於有太陽就一定有熱水，因為太陽能熱水器總是不太穩定，前晚我就被迫在入冬前洗了個冷水浴！這還不特止，浴室（其實只是廁所+花灑）的去水位是有問題的，所以每次洗完後都像水浸一樣，要不停掃水才能把地板稍為弄乾。偶意一次半次還可接受，但天天的話就實在「老火」（昆明話，好麻煩的意思，我覺得它很傳神）。

繼續數下去的話，問題還是有好些，但人活著其實需要甚麼？擁有多少？對於這問題，我至今依然沒有答案。以前的我會認為不需要擁有太多，有家人有朋友，間中嘗嘗美食，年中去去旅遊就夠；現在的我也同樣認為不需要擁有太多，但內容可能變成：有人和你說說話，三餐能夠吃飽（甚至兩餐，農村一般只吃兩頓），有一張床，有水洗澡就夠。但最後要補充一句，這兩種態度對我來說，不一定有衝突或價值高低之分，兩者同樣可以是快樂的、美好的，只是重點和源頭不一樣而已。

（二號大廚曉琴）

外展

和去年一樣，開工不久就正式做外展工作，但今次的不同在於它實在來得快：到步後第二天就正式首次探訪病友。和流浪兒童的外展不同，首先，流浪兒童基本上一眼就能認得出，愛滋病人卻沒有外在特徵；前者我們可以主動找得到，後者卻要靠他人轉介，因為甚少會有人主動告訴你他/她是愛滋病人。

其次，流浪兒童的外展工作範圍，來來去去都是市中心那幾個地方，而愛滋病的外展由於以探訪和關懷為主（有時也會和醫療有關），所以地方和手法都比較有彈性，有時會在病友的家，有時又會在醫院，有時還可能會在茶館、餐廳、公園或商場（和病友逛街購物），甚至要出差到下關以外的鄉鎮，因為我們不僅務服下關這小鎮，而是整個大理。按土地面積計算的話，大理足有二十多個香港那麼大。

我首個接觸的病友叫朱姐（由於感敏問題，今年的案主都會一一化名）。由於朱姐行動不便，而且她的家接近中心，所以同事每次都是到她家去探望她。朱姐今年四十多歲，丈夫因販毒正在坐牢，而她行動不便的原因猜想也和她多年來在大腿靜派注射毒品有關。朱姐在99年證實感染愛滋病，事後成功戒除毒癮，通過教會人士介紹我們認識，現時生活主要靠低保收入（國內的綜緩制度）和教會朋友的援助。

不知道是吸毒的後遺症，還是患病時間太長，朱姐除了身體十分虛弱之外，就連頭腦也不太清醒，間中說話會語無倫次。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她那句反覆說了幾次的話：「我想快點死，但我又怕死」，多麼矛盾，多麼叫人扎心。朱姐無兒無女，丈夫被判十年徒刑，加上這個病令她不敢面對任何人，雙腳的毛病又令她不能到處走。除了我們和教會的朋友間中會探望她以外，她每天就只能獨自承受孤單和絕望……

第二次外展就在探望朱姐後的翌日，今次的個案不只一人，而是一個家庭，一家三口都受感染的陳家。陳家住在巍山某條小村，離下關大約百多公里，是一條出名的「毒村」，吸毒、販毒、製毒樣樣齊。陳先生說農村沒有人管，而且這門生意利潤高，很多人樂意冒這個險，我在陳宅門外就發現當地人公然種植大麻！

（陳家門外的大麻，偷拍得來的。抽大麻的人是抽它的葉子，而雲南人還會吃它的果實，叫麻子。麻子的「毒性」近乎零，所以吃麻子是合法的，而且四圍都可以買得到【但葉子明明是不合法的嘛，為何又可以種植和賣麻子？真搞不懂】，一般在農村會把它當瓜子一樣，用來消磨時間和招呼人客，去年我家訪大理時就吃過不少，至今才知道它是什麼東東！）

不消說，陳氏夫婦自然是因針筒注射而染上愛滋病的，二人和朱姐一樣有共同的特徵，就是間中會語無倫次。不過同事說他們比早前精神得多，至少神志清醒，體力看上去也不錯，因為我們到步時，他們正在曬大米和洗衣服。同事又說，由於愛滋病感染者身體虛弱，所以很容易患上各種疾病，之前一家三口就經常同時生病，但今次他們看來都健健康康的。

說了兩次一家三口，那第三口到底是誰？這明顯不過是他們的孩子，也是最令人難過的事情。小男孩今年才九歲，是通過母體感染這個病的，寫到這裡也不知怎樣寫下去......小孩有點害羞，也有點跳皮，一方面不願和我們打招乎，另方面又不時作弄我們。陳小弟弟因為常常生病，重讀三次一年級也不果，最近終於沒有再上學，跟陳爸爸一起做生意，包括賣狗肉和做私煙。可是小孩至今還不知道自己染上這個病，即使他每天都要定時吃藥。我們對陳氏夫婦說，總有天要讓孩子知道這個事實。他們為此感到很無奈，也非常內疚，但就是無法向孩子開口（或者說了小孩也不明白，畢竟他才九歲），就連自己倆的病情也不願多談，更莫說讓村裡的人知道。

每次探訪病友，我們都會為他/她們帶點小禮物，都是比較實際和有用的東西，例如雞蛋、水果、藥物、圖書或小玩具（給小孩）。由於陳先生常常在外做生意，別說吃藥，有時就連正餐也沒吃，所以我們特別送他一個小藥盒，方便他出門帶備少量藥丸（他上一次和同事見面時表示，出門帶太多藥瓶很不方便，所以索性不帶不吃）。另外我們又送了兩個小橡皮球（就是我們小時候玩的「彈彈波」）給陳小弟弟，獎勵和提醒他保持清潔，因為他之前的手和臉都是黑髒髒的。

或者因為一早做足心理準備，且又經過一年流浪兒童工作的洗禮，我在面對這些傷心故事時，已不會有太大反應。事實上，同事亦提醒我，我們既非研究或醫護人員，對疾病和藥物學了解不多，所以幫助都很有限，只能和他們做做朋友，聽聽他們的故事和需要，陪陪他們走人生的一小段路程。這點在性質上和流浪兒童的工作有點相似：無論是救助、成效或回報都是很有限的，有時甚至會被騙、被傷害或被利用，同樣會灰心、傷痛及難過。

剛開始這工作的我，自然未遇到太多難題，或者這只是個起步，相信日後會陸續有許多挑戰。現時最大挑戰的，不是勇氣或自我保護的問題（很多人也為此擔心我，先在這裡多謝大家，不過我們只是做關懷和支援的工作，風險不是大家想像中的那麼高，不過我會多加注意的，雖然也不知要注意甚麼:p），而是語言的障礙，因為本地人大部分只會說方言，而且他們的方言比較混雜，不像昆明話有系統和劃一，甚至每條村子也有自己的方言，有時就連本地同事也只聽懂八八九九（經我再三追問，這些方言就叫「方言」，根本沒有名稱，不叫xx語或yy話，有些字眼更連文字也沒有）。還好我在昆明生活了年多，昆明話基本上也聽得懂，而這邊的方言和昆明話有點相似，所以我大概能聽得懂三至五成，日後還要繼續努力，以及靠同事多多幫忙。

說起同事，我雖只來了一星期，但已覺得這團隊很了不起。之前已提過海外同工有多好，這裡就不再重覆。至於本地員工，他們雖有工資，而且外展全都由他們負責（基於語言、文化、互信和政治感敏等問題，不過我黃皮膚黑頭髮，又聽得懂三五成方言，所以可以幫忙），但他們也毫無怨言，都是有勇氣和愛心的人（否則也不會幹這行，曉琴早前笑說：「好人好姐也不幹這行吧！」），而且對工作有熱誠，同事之間又團結……我有預感，今年會是非常豐盛和難忘的一年。

（中心大廳掛了三幅海報，這幅的話最打動我，令我呆了一下：「如果我告訴你，你還會愛我嗎？」我深信人人都有權利去愛和被愛，不論是流浪兒童還是愛滋病友，可是......現實就不是如此......我也不禁問，萬一我也受感染，我告訴「你（們）」的話，「你（們）」還會愛我嗎？）

新中心

前後兩個大背囊，左右兩大袋雜物，從昆明市中心坐車到西部客運站，再從客運站乘長途車到大理下關，然後再轉出租車到村子，兩位同事就在村口等我――等了這麼久，終於來到新的中心。

（中心所在的小村子，日頭有點熱鬧，因為有菜市場，但晚上七點後即變死城）

這兩位同事早前在昆明見過面，男的叫利生，沉默寡言，看上去是個柔情硬漢子；女的叫曉琴，項目負責人，在中心日子最久的一位。對曉琴的印像比較深，一來上次會面時，說話的主要都是她，二來她雖然個子小，卻看得出一點也不柔弱，而且從她的分享中，你能感受到她的熱誠和光芒，第一眼已有點欣賞這位同事。

新中心的員工不多，連我和兩位間中幫助的義工在內就只有八人，當中三人來自澳洲（早前還有一位新加坡人和一位美國人，但都已回老家或轉到其他項目點去），其餘的都是本地人。正如曉琴早前說，愛滋病關懷工作本身就有點「趕客」，即使在NGO或慈善群體中，也沒有多少人願意投身。

中心的負責人是來自澳洲的Sam，他和年輕貌美的太太一同在這裡工作，二人同心，羨煞旁人。Sam主持了大約個多小時的「迎新環節」，包括同事間的互相認識，以及向我講解中心的工作和日後的安排。

（小區內的菜市場，以後每天三餐大概都會在這兒解決）

據我初步了解，中心的工作大致可分為三類。第一，預防、教育和推廣：於大學或教會舉辦培訓和講座，一來為提高大眾對愛滋病的認識，二來鼓勵更多人加入我們的行列。第二，病友及其家人的關懷：照顧病友的身體、情感，和生活需要，家人方面則包括心理輔導、鼓勵復和與接納，甚或教導基本衛生常識等。第三，其他不相關、定期或不定期的事工：麻瘋病關懷、兒童補習班、社區及節日活動等。

至於服務對象方面，撇除以上第三類工作的話，所有對象都是和愛滋病有關的。這些對象大致可分為五類人士，分別為：（一）吸毒者；（二）性工作者；（三）小孩（從母體或其他渠道被感染）；（四）一般性感染者（包括「一般性」感染，即如血液感染，或一般「性感染」，即性接觸感染）；和（五）家屬。由於他/她們的性格和背景都很複雜和敏感，所以一般情況下都會獨立處理每個個案，而且手法也因會應個人而作調整。不過，有時也會把類近或合宜的個案組織起來，例如開小組、安排過來人鼓勵新病友等。

之前我也不知道，原來大理是全國最大的毒品中轉站之一，所以連帶愛滋病的問題特別嚴重。大理的常住人口只有五十多萬，但已知的確診人數就超過四千，其中大約有一百人和我們有聯繫（間中會有些新病友加入，又有些舊病友離世）。從數字上來看，我們的工作真有點車水杯薪。先不計病人家屬、行政工作和其他與愛滋病無關的工作，假如七個人（當中有中文不好的外國人，也有間中才幫忙的義工）分工每天探訪或跟進三個個案（肯定已超額完成！），那即使一年到晚都不放任何假期，每個病人一年也只能安排十一次見面，即一個月一次也沒有。說句難聽的話，他/她死了也未必有人知。可想而知，同事們的工作是有一定的壓力和艱辛，難怪他/她們聽到有個傻瓜來做一年全職義工，都表現得很高興。

（中心對出有一個手機和mp3專賣場，聽來好高檔吧，不過，就是這樣子的了！）

談完新中心，還是要再說說舊中心。日前舊同事打電話給我，說中心在國慶假期的某個晚上被洗劫一空，辦公室的電腦和夾萬全都被偷走。同事們和我的反應都一樣，霎時就認定是某幾個惡童的所為，因為其他人根本不知道中心在這段期間無人看守（以前由於有小孩入住，所以即使是過年也會有同事輪流值班，可是當孩子們都搬到兒童村後，國慶假就沒有人看守了）。氣憤過後，我再三反覆思量，覺得在沒有證據下就判他們的罪，還是有點先入為主和不合情理。的而且確，犯案的有可能是其他人，正如中心以前也出現過賊人一樣。此外，我心底裡始終希望犯案的不是他們。可是，小虎日前回中心找同事自首（對，他又從家裡跑出來了，唉！），承認自己當時也在場，不過只有份看，沒有參與（小虎還是有良心的），而且也供出其他犯案者出來。一如所料，果真是早前被趕走的申恩申敢兩弟兄（〈六國大風相〉一文中的幾個臭惡童），還有他們在外面的幾個「老大」。

回想起來，中心被劫是不幸，但不幸中的大幸是我當時已搬走了。之前也有同事建議我繼續暫住，可是眼見大部分東西已搬到兒童村（連洗手盤和爐灶也沒了），我覺得實在不方便，所以還是搬到別處暫住。試想想，假如事發當晚我在中心的話，一場血戰肯定少不了的；現場留下了斧頭、鐵筆、錘子、開山刀、大鋸等，結果很可能不是劫案，而是命案！荒謬的是，同事帶同疑犯的照片去報警，警察的態度既傲僈又不受理，還恨批同事毫無證據，誤信小孩，浪費警力……至於小區的監控（防盜）嘛，本應是很好的鐵證，但後來發現它原來只是件掛飾，是根本不能用的！實在夠有好笑……還是那句，這個國家……

明天要和同事第一次出外展，探訪一位目前身體狀況不太理想的病友，後天又會出差巍山，探訪一家三口患有愛滋病的家庭。事情好像來得很快，不過這樣也好，反正我已等了許久，就不要浪費時間，邊做邊學吧！

下一站……大理

和大理的同事見面後，終於把一切都定好了，過兩天就正式出發（因為適逢國慶假期，一放就一個禮拜），展開下一段義工服務之旅。

上星期，舊中心正式搬家，四圍都混亂不堪，應拆的拆，該掉的掉，要打包的打包，大伙兒都好不忙亂，可是孩子們都不怎麼聽話。周華本來已被趕離中心，但因為早前被斬傷要做整形手術（詳見〈血災〉一文），我們萬般不願意又把他接回來。醫生規定他必須先戒煙，否則不會為他動手術，可是他一直都在抽，在中心又不時鬧事，和同事及其他小孩都發生過好幾次嚴重衝突。在衡量過利害得失後，同事們決定不帶他同往兒童村（新中心），著他在搬家那天自行離開。他知道這決定後心有不甘，搬家前幾天越來越猖狂，還差點令我出手教訓他。

早前，中心接收了一個流浪漢的孩子，他叫小浩，今年六歲。為了讓他不再流浪，我們決定帶他同往兒童村，可是日前又再發生那件可怕的事――小勇三番四次迫小浩含他下體！事件發生在搬家前一個晚上，小勇在陽台脫了褲子，正要小浩幹那件事，恰巧被同事逮個正著。幾經審問才得知，原來事件已不是第一次發生，小浩一直不敢告狀，當然是怕小勇報復，可憐小浩就一而再被迫作這樣的事。

由於當晚值班的是新來的年輕同事，所以事情便交由我處理。常言道：「可恨之人必有可憐之處」，我和小勇單獨談話時得知，他小時候也被迫幹過這樣的事。一方面我心裡很同情他，但另方面犯了這樣的錯，中心沒可能再容得下他。結果我沒有怎樣責備他，和他說了許多人生道理，然後看著他從已打包好的行李中取回自己的物件，另外再給他兩件外套後便送他離開。

這是多麼令人難受的場面。小勇在中心其實表現不差，有時還會主動幫我們做點事，可是不這樣處理的話，一來會影響日後的管理，二來對小浩也不公平，三來小浩日後會被怎樣報復，這可不敢想像。說到底，我們不可能天天二十四小時保護他。結果，去兒童村的人數就少了兩名。不過這還不止，來了不久的阿星在搬家前又無故跑掉，相信是因為野性未馴，在外頭還未玩夠，不想跟我們去那麼遠的地方，所以去兒童村的又再少一人。

有人不想去，有人想去卻去不成。陸路早前故態復萌，天天不是打小浩就是打其他孩子，上週更和小李宇一起跑掉。不過，搬家那天他又回來了，還高高興興地嚷著要同去兒童村。可是經同事們商議後，大家都認為他不適合前往，只能留他在外展點接受日間服務。小陸路知道消息後，不斷向每個同事求繞，但結果當然沒用。當他眼見大伙兒出發時，小陸路靠在我身旁哭了……

回想起在中心這麼久，就只有陸路從未哭過，不論是被我們懲罰，還是那次他被打破了頭，血流滿面兼縫了五針。可是今次我知道，他的哭不單是因為心有不甘，更是因為感到被遺棄，再一次的被遺棄。由於我不會前往兒童村，當時院子裡就只剩下我和他。小陸路在中心算是很聽我話的，眼見他落淚，我的心也和他一樣。陸路確實是個可憐的小孩，連自己家在何處、父母姓甚名誰，通通一概不知道（詳見〈矛盾〉一文）。又一次，「可恨之人必有可憐之處」，內心的矛盾不知怎樣宣泄。我在中心門外買了枝冰棒請陸路吃，然後目送他獨自離開。臨別前還叮囑他記緊去外展點找我們，答應他日後有好表現的話便帶他去兒童村。

最後，中心就只剩下我一人，由於新地方要隔日才可搬進，當晚我便獨個留守中心，面對人去樓空的冷清，令我再次想起陸路。翌日早上起來，我收拾好行裝，準備搬到另一個地方暫住，離開前發現小陸路睡在院子的一角，就在那堆我們不要的舊衣堆中。這時我才想起，昆明天氣轉冷了，所以他回到這裡，並在舊衣堆中暖暖身。看到這情景，怎能叫人不為之動容。其實不單只陸路，在昆明的街頭還有許多類似的小孩，他們吃不飽、穿不暖；無人關心、無人愛護。再過不多久，昆明便會入冬，他們又要面對一年最難挨的日子，想到這裡也不禁……

就這樣，流浪兒童的工作就正式告終。本來以為早已結束的工作，結果留下了一個月的尾巴。現在我身處市內一個小單位，待國慶假結束後便前往大理。長假期，人人都在歡樂中渡過，家人團聚、出外旅遊、吃喝玩樂，可是有誰會記念這些流浪兒童？半年前，流浪兒童是國內媒體的頭號熱話，就連我也上過好幾次電視。結果半年過了，流浪兒童的問題點丁沒有改善，可是媒體和大眾已轉到食品安全這話題。這個國家，這片土地，這些人們，到底還有多少無奈，還要承受多少磨難？或者大家早已麻木了，又或者，連我也會快將麻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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