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姐和江姐

嚴姐，我們的新病友。在我所認識的人當中，沒一個像她那麼瘦，她非但有愛滋病，還有嚴重的貧血和糖尿病。同時患有這幾種病可真頭痛，首先這意味著她失去工作能力，因為貧血會令她常常暈倒，有時連買菜和煮飯也沒力氣。第二，她需要花大量金錢購買藥物。在雲南，愛滋病藥（抗病毒藥，現時主要有三四種，中西藥也有）雖由政府免費提供，但當中並不包括抗副作用藥物（如肝片，因為抗病毒藥很傷肝）。既要間中住院輸血，又要買「抗副」藥物和胰島素（糖尿病針劑），對嚴姐來說可是百上又加斤。第三，愛滋病患者由於抵抗力弱，又要應付藥後的副作用，所以必需吸取足夠營養。可是對患有糖尿病的嚴姐而言就十分矛盾，因為食物的種類和分量有太多限制，吃多了非但無益，更是有害。

上星期，我們第一次和嚴姐見面，她和其他病友很不一樣，非但第一次就讓我們到訪她家，還主動把病歷給我們看。嚴姐看上去很積極，常常笑容滿臉，還強調無論如何也要好好活下去。嚴姐和我們分享了許多故事，她在九九年因貧血暈倒進院，後來得悉自己感染了愛滋病。她沒有直接告訴我們怎樣染上這個病，只說自己十幾年前被丈夫拋棄，一個人帶著當時只有兩歲的兒子到景洪（西雙版納首府）「打工」。我和同事們都沒有追問下去，因為大家都知道這代表了甚麼――景洪是出名的「嫖客天堂」。

江姐，出獄不久的病友，因販毒被判入獄十年，服刑期間成功戒毒，現正努力重過新生。江姐出獄後對外界十分陌生，各方面都感到不適應，最無奈的是她既為釋囚，且健康欠佳，出獄後一直找不到工作。不要說買藥和看病，就連日常生活都十分拮据，每月只靠政府二百元低保和中心二百元津貼過活。由於錢不夠用，江姐在吃方面就非常節約，營養自然不足，甚至早前自行把藥物分量減半，以減少這方面的開支。這對她的健康有多大影響，我們都估計不到。

雖然面對種種挑戰，但江姐表現得非常積極，間中還會和我們一起探望病友，藉自己的經歷來鼓勵其他同路人，故此我們一直都在想辦法幫助她。可是，中心的資源非常短缺，同時又有太多病友需要幫助，所以即使我們打算提高江姐的津貼，但每月三百元已是我們的極限（對其他病友亦然）。在NGO的圈子裡，「助人自助」是個實際、有效和崇高的理念，然而面對這種「無法可助」的情況，確實令人很傷腦筋。

日前收到嚴姐入院的消息，我們隔天便到醫院探望她，發現她變得比上次悲觀，更認為自己挨不過今年。相比一星期前樂觀堅強的她，現在看起來更加瘦弱，更加憔悴。猶幸嚴姐有一個和她同住的孝順兒了，他有份穩定的工作，再加上嚴姐多年前在工廠的醫保和退休工資，經濟方面尚算可以。今次和嚴姐見面，同時為我們帶來了一個機緣，有可能幫助到嚴、江二人。

由於嚴姐的兒子要上班，所以白天無人照護她，她希望我們為她介紹一個同為感染者的護工，照護她的日常生活。同事和我第一時間想起了江姐。日前我們就和江姐一起探望嚴姐，起初大家算是一拍即合，可是談到工資時便出現了障礙。同事和江姐都認為，每天的工資應在三十元左右（其實也真是低無可低），但嚴姐最高只能承受二十元，否則她自己的生活也成問題。面對這局面，我們一時間也不知可以怎樣，只好著她倆再考慮考慮。正所謂「手掌是肉，手背也是肉」，我們作為中間人，自然不能偏幫任何一方。

回中心的路上，大家都有點無奈，我很想衝口說一句：「中間的差價就由我來負責」。我知道這只是個小數目，即使我現時經濟能力有限，但應該不會有太大問題。可是我更知道這不單單是錢的問題，還要顧及中心的運作、同事們的看法，還有日後的工作，尤其是有同樣需要的病友實在太多。惆悵之際我想到了一個折衷辦法，回中心後第一時間和同事商量。

本來我們正考慮提高江姐的津貼，可是即使提高後都肯定不比她照顧嚴姐的收入，何況她短期內大概不會找到其他工作，所以我們都不想錯過這難得的機會。因此，我提出了一個三贏的方法：中心提供每天五元的補貼，然後把每天的工資定在二十七元左右，希望雙方能夠讓一小步而各取所需。這樣的話，中心每月只需多花一百五十元，這既不至於造成太大負擔（和我們打算多給江姐的津貼相若），又能減輕我們的工作壓力（她們有了互相照應，我們可更專注其他病友），更重要是可以同時解決兩位病友的當下需要。

同事們商量過後都同意這個辦法，現在所欠的就只有二人的首肯。這件事表面看來無甚特別，但對中心來說還是意義重大的，可視之為一種新的嘗試或典範（paradigm）。一方面，我們不再視嚴姐或江姐為單一個案，相反透過合併二者來處理問題。這非但對兩位當時人都帶來好處，更連帶成為我們日後工作的參照。另一方面，中心不時會透過團體活動把病友聚在一起，讓他們有更多社交網絡，從而互相支持、學習和幫助。這點尤為重要，因為說到底我們大都不是感染者（只有一位同事是），很多時都未必完全明白他/她們的感受和需要，但透過病友之間的互相關係，相信對於我們，以至每一位感染者都有莫大好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