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心

前後兩個大背囊，左右兩大袋雜物，從昆明市中心坐車到西部客運站，再從客運站乘長途車到大理下關，然後再轉出租車到村子，兩位同事就在村口等我――等了這麼久，終於來到新的中心。

（中心所在的小村子，日頭有點熱鬧，因為有菜市場，但晚上七點後即變死城）

這兩位同事早前在昆明見過面，男的叫利生，沉默寡言，看上去是個柔情硬漢子；女的叫曉琴，項目負責人，在中心日子最久的一位。對曉琴的印像比較深，一來上次會面時，說話的主要都是她，二來她雖然個子小，卻看得出一點也不柔弱，而且從她的分享中，你能感受到她的熱誠和光芒，第一眼已有點欣賞這位同事。

新中心的員工不多，連我和兩位間中幫助的義工在內就只有八人，當中三人來自澳洲（早前還有一位新加坡人和一位美國人，但都已回老家或轉到其他項目點去），其餘的都是本地人。正如曉琴早前說，愛滋病關懷工作本身就有點「趕客」，即使在NGO或慈善群體中，也沒有多少人願意投身。

中心的負責人是來自澳洲的Sam，他和年輕貌美的太太一同在這裡工作，二人同心，羨煞旁人。Sam主持了大約個多小時的「迎新環節」，包括同事間的互相認識，以及向我講解中心的工作和日後的安排。

（小區內的菜市場，以後每天三餐大概都會在這兒解決）

據我初步了解，中心的工作大致可分為三類。第一，預防、教育和推廣：於大學或教會舉辦培訓和講座，一來為提高大眾對愛滋病的認識，二來鼓勵更多人加入我們的行列。第二，病友及其家人的關懷：照顧病友的身體、情感，和生活需要，家人方面則包括心理輔導、鼓勵復和與接納，甚或教導基本衛生常識等。第三，其他不相關、定期或不定期的事工：麻瘋病關懷、兒童補習班、社區及節日活動等。

至於服務對象方面，撇除以上第三類工作的話，所有對象都是和愛滋病有關的。這些對象大致可分為五類人士，分別為：（一）吸毒者；（二）性工作者；（三）小孩（從母體或其他渠道被感染）；（四）一般性感染者（包括「一般性」感染，即如血液感染，或一般「性感染」，即性接觸感染）；和（五）家屬。由於他/她們的性格和背景都很複雜和敏感，所以一般情況下都會獨立處理每個個案，而且手法也因會應個人而作調整。不過，有時也會把類近或合宜的個案組織起來，例如開小組、安排過來人鼓勵新病友等。

之前我也不知道，原來大理是全國最大的毒品中轉站之一，所以連帶愛滋病的問題特別嚴重。大理的常住人口只有五十多萬，但已知的確診人數就超過四千，其中大約有一百人和我們有聯繫（間中會有些新病友加入，又有些舊病友離世）。從數字上來看，我們的工作真有點車水杯薪。先不計病人家屬、行政工作和其他與愛滋病無關的工作，假如七個人（當中有中文不好的外國人，也有間中才幫忙的義工）分工每天探訪或跟進三個個案（肯定已超額完成！），那即使一年到晚都不放任何假期，每個病人一年也只能安排十一次見面，即一個月一次也沒有。說句難聽的話，他/她死了也未必有人知。可想而知，同事們的工作是有一定的壓力和艱辛，難怪他/她們聽到有個傻瓜來做一年全職義工，都表現得很高興。

（中心對出有一個手機和mp3專賣場，聽來好高檔吧，不過，就是這樣子的了！）

談完新中心，還是要再說說舊中心。日前舊同事打電話給我，說中心在國慶假期的某個晚上被洗劫一空，辦公室的電腦和夾萬全都被偷走。同事們和我的反應都一樣，霎時就認定是某幾個惡童的所為，因為其他人根本不知道中心在這段期間無人看守（以前由於有小孩入住，所以即使是過年也會有同事輪流值班，可是當孩子們都搬到兒童村後，國慶假就沒有人看守了）。氣憤過後，我再三反覆思量，覺得在沒有證據下就判他們的罪，還是有點先入為主和不合情理。的而且確，犯案的有可能是其他人，正如中心以前也出現過賊人一樣。此外，我心底裡始終希望犯案的不是他們。可是，小虎日前回中心找同事自首（對，他又從家裡跑出來了，唉！），承認自己當時也在場，不過只有份看，沒有參與（小虎還是有良心的），而且也供出其他犯案者出來。一如所料，果真是早前被趕走的申恩申敢兩弟兄（〈六國大風相〉一文中的幾個臭惡童），還有他們在外面的幾個「老大」。

回想起來，中心被劫是不幸，但不幸中的大幸是我當時已搬走了。之前也有同事建議我繼續暫住，可是眼見大部分東西已搬到兒童村（連洗手盤和爐灶也沒了），我覺得實在不方便，所以還是搬到別處暫住。試想想，假如事發當晚我在中心的話，一場血戰肯定少不了的；現場留下了斧頭、鐵筆、錘子、開山刀、大鋸等，結果很可能不是劫案，而是命案！荒謬的是，同事帶同疑犯的照片去報警，警察的態度既傲僈又不受理，還恨批同事毫無證據，誤信小孩，浪費警力……至於小區的監控（防盜）嘛，本應是很好的鐵證，但後來發現它原來只是件掛飾，是根本不能用的！實在夠有好笑……還是那句，這個國家……

明天要和同事第一次出外展，探訪一位目前身體狀況不太理想的病友，後天又會出差巍山，探訪一家三口患有愛滋病的家庭。事情好像來得很快，不過這樣也好，反正我已等了許久，就不要浪費時間，邊做邊學吧！